近十余年，小说家叶兆言表现出对非虚构类文本的钟爱，先后出版《流浪之夜》《南京人》《失去的老房子》《录音电话》《旧影秦淮》《闲话三种》《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不疑盗嫂》《杂花生树》《烟雨秦淮》《又绿江南》《道德文章》《午后的岁月》《文学少年》等多种散文随笔集，相比之下，他的小说创作反而退居其次，叶兆言因此而得专营“散文专卖店”之誉。当前，诸多文坛名家往往忙于经营小说、影视，而视散文为末技小道；更有一些不乏才情禀赋的散文写手，把散文刻意经营成为“心灵鸡汤”，满足于以小情小调取悦庸众。在此语境下，叶兆言的创作倾向值得关注。
印象里，叶兆言不单以才情取胜，而似乎更以耐心和定力见长，步履稳健，安于寂寞，被公认为“文坛马拉松健将”。叶兆言的文字并不令人惊艳，却耐看耐品。这些年，他的散文随笔下笔长短随意，小大由之，收发自如，犀利俏皮，自由穿越于现实和历史，将学养注入饱满结实的文字肌理，秉持文化与平民的双重视角，“我手写我口”，呈现出独有的节奏、弹性和语感。
“文”或散文，向来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使得散文的文体定义宽泛有加，“五四”迄今，一直聚讼不休。习惯上，人们把韵文以外的一切文章统称散文，包括杂文、随笔、特写，以至日记、演讲录、回忆录、书信、创作谈、札记、随想录等。显然，叶兆言的文本，更近于“广义的散文”。
长期以来的博览群书、涉猎广泛，奠定了叶兆言良好的为文基础。他的散文取材广泛，无施不可，下笔往往风生水起，鱼龙潜跃。叶兆言以学养和体验作支撑，侃侃而谈，不为知识、史料和经验、定见所奴役，融学问、见识、趣味、才情于一炉，成就一种通俗而不媚俗、家常而又高妙的文体，娓娓道来，自在亲和，仿佛与人抵掌而谈，促膝共语；语句的琅琅上口，有时又仿佛大珠小珠落玉盘，幽默、戏谑与悲悯兼备。这份功夫，显然受益于严格的训练和扎实的功底。
幽默之境，颇不易为，因为幽默体现的是真正的“笑的艺术”。当下，国人离幽默渐行渐远，离油滑越来越近。叶兆言散文提供了一种地道的幽默功夫。“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现实世界里的憨呆书生叶兆言，一俟行文，其神韵遂如风行水上，缥缈奇变，彰显地道的文章家风范。叶兆言的创作是散文写作的异数，也是散文写作的常数：本质而言，散文，的确应该是“杂文”——博杂之文。
《梁启超》中，叶兆言写到，有人问梁启超信仰什么主义，梁说：“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又问他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梁说：“拿趣味做根底。”直率通俗的话语，不妨可以视为叶兆言本人的自况。“阅读和写作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有趣，没有趣就没有艺术。没有趣就没有艺术的创造，也没有艺术的欣赏。”（《塞万提斯先生或堂吉诃德骑士》）“有趣”，乃是解读叶兆言散文的一个关键词。从阅读到写作，叶兆言都颇为推重趣味主义和轻松主义。
“一想到刘半农，我的脑海里立刻就冒出大脑袋瓜和鱼皮鞋。”（《刘半农》）这是怎样栩栩如生的小说家语言？“高尔基的作品仿佛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仪仗队一样浩浩荡荡陈列在父亲的书橱里。”（《革命文豪高尔基》）“他是文学界的成吉思汗，指挥着他的蒙古大军，在小说领域所向披靡。”（《想起了老巴尔扎克》）这样的行文，不着气力，又如剥皮抽筋，不遗余力，从中尽可见出才情、识见、韵致、境界，元气淋漓。这类连珠妙语以某种拟市井口吻道出，可谓张力十足，绰具格言警句特色。
“陈旧人物”系列文本是叶兆言散文随笔中的精华所在。朝花夕拾，旧事重提，在这类文本中，无论何等了得的对象，叶兆言皆能以平民视角出之，身手之佳，有如探骊取珠。总体看，叶兆言这类文字，似野史而非野史，似信史又多传奇，外被锦绣，内含翠羽，简约处一笔带过，丰富处不吝笔墨，文字功夫十分纯熟。通过它们，叶兆言努力探讨现代知识者和文化人的人格、心灵与性情，力求还原历史人物，揭示人性弱点，借以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吁良好的人文生态。
叶兆言从个体视角出发，讲述近现代史上诸多文化人物和文化现象，注重第一手文献的运用，随性随心而又考证有据，笔下氤氲着沉静的士子气。叶兆言写人记事，往往发人之所不发，言人之所讳言，从生活琐事中品味现代文化名流的独立人格与个性，呈现出厚实庄重之格局。因了叶兆言的特殊家世，这类掌故史迹由他口中道出，格外真切，也格外服人。
对于“老派人”的“古板”做法，叶兆言盛赞有加。1976年，82岁的叶圣陶以耄耋之躯乘公交车往返四小时余，只为探望病中的朱自清遗孀。作者感慨：“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割脖子换脑袋，同生共死，这是友谊的一种过分夸大。友谊根本用不到走那样的极端。友谊有时候都是些婆婆妈妈的小事，简单，琐碎，平淡……友谊根本用不着出生入死。”（《欲采萍花不自由》）学者王伯祥是叶圣陶的至交。“文革”中后期，80岁的叶圣陶每周都挤公共汽车去看望80多岁的王伯祥,谈天说地，言笑怡怡。“现在的人再也不会有这种闲情，不要说挤公共汽车，就算有小汽车，有专职司机，也白搭。”（《王伯祥》）纵横不羁的议论，格言警句式的话语，透出的言外之意，更为耐人品味。
叶兆言的文字，发端可能平平，结句往往有力，这一点深谙文章学精要。《白马湖之冬》写夏丏尊去世后，生前好友组成夏丏尊纪念金委员会，募集款项用于奖励教学成绩突出的中学国文教师。“可惜这个奖只发过一次，受奖者是姚韵漪女士，随着当时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钱根本就不值钱，奖金已失去意义而无法继续。”以沉郁笔力，表达对时局的感慨，传达出一种苍凉况味，大时代转型期的天崩地裂，民生劬劳，令人感叹不已。《纪念》是一篇祭父文，写父亲叶至诚少时即流露出写作天赋，然而历尽磨难，半生蹉跎，最终竟未能如愿写出像样些的文字。文章结尾写道：“父亲的故事感伤地记录了一代知识分子曲折的心路历程。父亲的故事只是一个文学时代的开始。父亲的故事永远不会完。”正所谓墨到浓处无语，情到浓时转薄，其寄意何其遥深沉痛！《吴宓》结尾写暮年吴宓在1978年被遣送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真正是英雄失路，万绪悲凉。《朱偰》写朱偰被打成“右派”前享受着高级知识分子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打成“右派”后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1968年7月，朱偰因不堪受辱上吊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这样的伤感，分明又裹挟着黄钟大吕的抗争之音，弥散开来，极其感染人心。
涉笔成趣的叶兆言散文，既有意思，更有意义。叶兆言文本融历史文化、现实生活、个人感悟、人文批判于一炉，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历史”散文，亦是“现实”散文；是“公共”散文，也是“私人”散文；是“小”散文，更是“大”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