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在鲁南一座小城读高中，诗歌的狂飙同样席卷了我所在的校园，各种各样的诗歌涂着五颜六色的口红，像是参加一场化装舞会，争先恐后地闪出自己的面孔、表情与声音，在光怪陆离得近乎自恋与呓语的命名与号叫中，诗歌一路进入了狂欢的盛宴。我就在这种乱花迷眼、草长莺飞的景象中，爱上了诗，开始写诗。

这样不知不觉地走到2003年，有一天，我突然停下钟摆似的惯性的脚步，扭头回望自己那些分行的文字，我前所未有地怀疑它们的终极价值和现实意义，陷入了一个尴尬境地。我试图继续抬腿上路，一直向前走，但可怕的是，我发现已无路可走。

这时我想摆脱惯性的推动，去寻找另一条道路，尝试着集合那些同样的文字不再分行列队，而是肩并肩、手拉手亲密无间地一直排列延伸下去，我要做的仅仅是服从自己内心的方向与原则，以别样方式使用我们祖先的语言，让内心发出风中树叶一样哗啦啦的声音。2003年，《中华散文》月刊主编刘会军从一大堆自然来稿中发现了我的系列散文《声音》，很快予以刊发。若干年后，我见到了会军先生。这时他已经连续发了我几组散文。他对我说，初读你的散文，就知道你是写过诗的。这话让我很是羞愧，我曾经真的热爱过诗歌，但我最终背叛了她。她却不嫌弃我，不记恨我，时时处处地不忘让我在散文中重新与她邂逅和拥抱。

其实，细细想想，当年许多如我一样的“文青”，多少人是从爱诗而走上文学之路的呢？又有多少人像蝌蚪一样脱胎于诗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那片水域或陆地的呢？

我是一只翅膀沉重的笨鸟，从内心和记忆的故乡出发，渐渐寻找到了自己的叙事方式与书写经验，我戏谑地归之为一种“饶舌式”的写作。但不管是回忆沧桑往事，刻画底层人物，抑或追寻童年梦境，状写青春悸动，描摹故土风情，探查世态人心，还是倾诉真挚情感，叙述纷纭场景，我都在直面和追求真实。我理解这种真实是全方位的，有温度的，既包括事件的真实，又包括人物的真实，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情感的真实。我努力长驱直入心灵的岩层，深些，深些，再深些，穿透岩心，抵达最柔软最炽热的岩浆，提炼出浓缩的情与思。我在《医院》《生命凋零》中不厌其烦地重温父亲临终前的点滴细节，在《底层》系列中寄托对形形色色弱势群体的亲近与关怀，在《篡改》中捕捉对挣扎在生活里的特殊人群的观照与思索，在《K15路车》中反思与挽留一天天一片片地退出生活的乡土……这些站在生活现场和记忆平台上的文字，从我的内心和血管中流淌出来后，我不敢妄言它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本书自有其命运，我只是在纸上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至于它们能够走多远，也不是我能够想象与掌控的。它们一旦走向了读者，就不仅属于我一个人了，但我寄望于它们能够走入读者的心灵，让他们疼痛或感动。

散文是一种最不能回避自己内心、最呼唤真诚品质的文体。它需要针锋相对，需要一针见血。散文搦管饱蘸血液，在生命的长卷上信笔游走，淋漓泼洒鲜活而滚烫的底色与印记。在一篇散文中，作者和与他有关的一切都无处藏身，他必须将自己的感受、情感毫无保留、毫不掩饰地全盘端给读者，当然这不等于去贩卖与兜售“绝对隐私”之类。在散文世界中，真与伪、好与坏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你的灵与肉是否与你的散文紧密相连，须臾不割离；看你是否将别人的苦难煎熬成了自己的苦难，将别人的疼痛呻吟成了自己的疼痛。一句话，你是否在自己的文字里跟你的主人公交了心，替他真实地活着，勇敢地抗争着。只有这样，你的文字才会从一粒渺小的种子开始，深深地扎根在你的心灵深处。

在我看来，散文像一个无知和无畏的孩子，口无遮拦地泄露着我的情感和灵魂，关于我隐秘内心盛开的每一朵卑微的小花，关于每一株狗尾巴草涟漪似的细微颤动，甚至关于我活着和活过的任何纤尘细埃，都可以在我的散文中找得到。因为我信奉：散文要站在自身的伤痛上，跪拜自己的喷血口。因为读者是清醒的，是不可愚弄的，是他们让伟大的作品有了分娩和传世的可能。

这个时代，电影听命于票房，电视听命于收视率，文学作品听命于印数与版税，人的内心听命于潮流与谎言，因此谁能够昂起头来，主宰自己的内心，让它听命于自己，他将是健康的、强大的，甚至无敌的，就像悄然逝去的时光一样。一些人正努力面向这个方向，另一些人正努力背对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