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最后一天，妹妹的公公离世，隔一天，我们赶到朝阳医院为他老人家送行。送别是在一间很小的太平间进行的，在场的主要是亲属。没有哀乐，播放的是老人生前特别爱听的德德玛的草原歌曲。没有悼词，只是妹夫讲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他讲到父亲平凡人生的不平凡经历：14岁参加抗日，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延安学习过，曾作为中共和谈代表团的机要人员赴重庆、南京，在周恩来，董必武身边工作，家里还保留着在南京时的户口簿，照片和姓名下有两栏 ：家庭地址是梅园新村30号，户主是周恩来。妹夫还讲到父亲在世时家庭生活里令人难忘的小事，以及他们父子之间平时很少表露的内心情感。音乐、追忆和哭泣，形成家庭告别的特殊气氛，与我们平时参加的追悼会不同，在痛苦悲戚中，你能感觉到中国人所说的“家”的含义，那是一种岁月积累起来的割不断的牵连和在风风雨雨中永远都不会消退的温暖。

妹妹的公公是老革命，不知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的斗争和生离死别的场景，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不想张扬自己的过去，选择了“不给大家添麻烦”的方式，静静地消失。无须“盖棺论定”，不必费心斟酌和讨论评价的高低，更没必要兴师动众、惊扰四邻。他没有什么重要遗产，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是关于他的记忆，是他用他的历史书写的他的人格。应该说，一个自然而来、悄然而去的人，一个付出极大而索取极少的人，一个一生乃至死后都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平静和安详让人肃然起敬。

由此我想起前年过世的我的一个表姐。她比我大十多岁，夜间突发心脏病，抢救不及去世。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后事已经办完了。今年清明，我和三弟去她的墓前祭拜，花岗石的墓碑上，刻着表姐和在“文革”中死去的她的大儿子的名字，墓碑背后是表姐手书体的三个字：“再见了”。据说这是她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表姐一生也有很多故事。其父是黄埔一期学生、我党在杨虎城军中的高级将领，后为我军一野参谋长。表姐小时候随父母在国统区西安，抗战后回到延安，她先在女大学习，后到中央保安处工作，她的丈夫是朱德总司令的机要秘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两家都住在北京的西四附近，母亲常带我们去舅舅家。在我印象中，那时的表姐人长得漂亮、思维敏捷、口齿伶俐，在家中子女里她是最有权威的。她的突然离去，让所有亲人备感伤痛。她的家人没有把此事立即告诉我们，很可能是怕我年事已高的母亲受不了这个打击。那天从墓地回来，我脑子里一直闪着那三个字——“再见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姐用一句最简单最普通的话，把死别的恐怖和痛苦淡化了。她不希望给亲人留下无法忍受的悲恸，而宁愿把诀别当做是一个短暂的分离；她不愿意追求热闹排场和等级待遇，而宁愿陪着自己的儿子在一个偏远宁静的地方安息。表姐的脱俗超凡之处，在于她的不平凡身世与平凡心态的真正统一，一直到她人生的终点。

当代著名思想家弗洛姆说：“人在一个确定的地方，一个确定的时间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必将以同样的偶然的形式离开这个世界，人在认识自然的同时，会懂得自身存在的软弱与局限，会预见到死亡这个最终的结局。”因此，用什么方式结局，是人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的一部分，是人的生存观念和生存方式的最后表现。他是怎样活着的，他将怎样离去。存在主义作家加谬说：“我不愿相信死亡能通向另一个生命。对我来说，那是一扇关闭的门。”而我想说的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把那扇退场的门关闭得漂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