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是吴玄的代表作，陌生是吴玄小说的核心元素，同时吴玄的小说让人感到他这个人的陌生。按说吴玄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但写的东西却与“60后”作家有着较明显的区别——夸张点说是足令“60后”感到陌生，至少也是令不少“60后”很有些难以理解。他笔下的大多数“70后”、“80后”们，很少受体制的约束，也很少为固有观念、甚至伦理所束缚，似乎独往独来，自由自在，一派自得、快乐的样子。但仔细体会一下，其实他们内心往往并非如外表这样，而是在看似放得开的躯壳之下有着不小的痛苦、彷徨和游移，时时让一般人感到“陌生”。吴玄小说创作的生长点也就在这里。

陌生是不是文学表达的一种常态和普遍命题呢？是不是我们真的来到了像有人说的那样，一个让文学表达感到陌生、尴尬的时代，或者说来到了使纯文学的生长备感不合时宜、无措手足的特殊时期呢？也许是这样的吧，因为一方面人们张扬个性，要求自主，渴望释放；另一方面又无时无刻不受网络时代碎片化、虚拟化、非个性化的笼罩与切割，若从转型期生活纷繁的表象、浮躁的氛围来看，或许这样的判断不无一定道理。所以，吴玄才在其《自我比世界更荒谬》里慨叹：“‘我’成了所有关注和阐释的目标，可是，‘我’是个什么东西呢，对‘我’越是关注，‘我’就越发的不确定，并有越来越多的疑问，渐渐地，‘我’开始模糊、漂移、游离、分裂、崩溃，‘我’终于遭到了我的清算，我成了‘我’的陌生人。”这种对自我的怀疑、迷失，似乎遍布他整个创作，甚至发展为对一切陌生、无奈、无助的感觉时常溢于笔端。

网络是吴玄表现人物“陌生”感的另一个重器，它无论作为一个重要道具，还是作为推动小说进展的因素，在吴玄的小说里都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吴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网络、电脑、游戏，不纯以其作为对个人、家庭、社会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障碍物出现，而是着力被表现为非单纯性力量，作家更多揭示的是电脑、网络与人的陌生感、荒谬感沆瀣一气、纠结绞合，进而成为空虚感共谋者的狰狞面目。吴玄有意不让读者注意小说中人物身份的重要性，认为人的身份无关紧要，甚至人的生活与工作、职业的关系无关紧要。在网络时代，在虚拟的空间里，人的思考性、理智性是经常被抹平甚至取消的，他的主人公大多主张“生活是不需要想的，生活把它过掉就行了”。当代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剧烈变动、人的思想也经历着急剧变动，敏感的吴玄身处其间，感到了强大的压力，为此，他多次试图找寻摆脱这些压力的途径，其中的途径之一，当然还是文学。

当温州、乐清在现代化、商业化、城市化车轮带动下变得日益陌生的时候，吴玄选择了离开——为了文学，也为了自我的救赎。而作为“京漂”的吴玄却在北京感到了更大、更强烈、更莫名的陌生。文学是什么？作家的成长之路在哪里？沈从文、丁玲、杨沫与北大的因缘说明的是什么？吴玄在北大的边缘人那里，在杂志社边缘的生活里看到了更多的边缘、游离，他也日益感到文学的陌生。说到这里，让我们再回头看看他那篇写于1992年，于2000年问世的《玄白》，那是怎样的天壤之别啊。他在《玄白》里说：“一盘棋应该是一首和谐的即兴的二重奏，有音乐的节奏美和建筑的结构美，我们应该体味的就是其中的节奏和结构，一着棋如果表现出某种美，就必有力量，美就是力量，就是个性。现在棋坛只看胜负，把围棋作为一项竞技项目，棋坛是热闹了，棋道却失落了，这是围棋的悲哀。”而现在的吴玄呢？看看他自《玄白》之后的那些作品，昔日的沉静、韵味还留有多少呢？吴玄倒是没有参加多少真正文学意义上的竞技，他参加的更多的是生活的竞技，而生活的竞技给他的文字带来的却是大量的陌生，他把陌生带给读者，也把陌生留给自己，他在富于游戏性的文字中面对陌生的世界、面对陌生的自己。但我们希望他能够在这些陌生中发现更多积极的东西，让自己的创作放射出更多的光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