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东是宁夏最有活力的青年作家之一。他以大量优秀的长、中、短篇小说作品，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诗意的超越和对苦难的关注，是张学东小说创作的两极。在诗意的超越中，作家常常借助成长叙事来展开自己的故事，用儿童视角来展现对现实世界的警示作用，而对于苦难的关注，也一直是张学东小说中现实主义品格的重要因素。在《西北往事》中，张学东的思考，却又在现实层面展开，关注现实人生中的生存苦难和心灵苦难。而在《艳阳》《谁的眼泪陪我过夜》等一系列中篇小说中，作家更为娴熟地将这两种小说美学品格融合在了一起，创作出了一批既有现实关怀，又有别于当前“底层写作”的价值立场，既有诗性的超越，又有别于当下流行的“温情写作”的理性批判的力量。
对张学东来说，“苦难”并不是主题先决论的速胜法宝，而变成了一种对生存境遇的深刻体察。这里，既有深刻的社会批判，对人生深切而诗性的悲悯与同情，又有着对苦难的道德权威清醒的理性怀疑与反思，这无疑是作家高人一筹的地方。无论是《黑白》中的李素娥，《女人别哭》中的孙惠珍，《清水混浊》中的芹花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还是《艳阳》中的张老师，《谁的眼泪陪我过夜》中的修车小学徒等价值立场更加复杂的男性人物，作家始终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不回避他们的庸俗和丑恶，但绝不丑化或美化他们，而是力图客观再现他们的困窘和悲伤、弥漫于内心的希望与绝望，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们对于幸福可怜的憧憬，从而拒绝了作家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救世”情结，用诗性的灵光和温润的语言，照亮了那些在黑暗中艰难前行的人们。由此，对于人性苦难的文学化书写，才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本体性力量和表述方式。文学，不仅仅是因为写了苦难而变得高大，更应该穿透苦难，进而穿透那些复杂而晦暗多变的人性与灵魂，无疑，这种立场和态度，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小说形态、技法，都是非常文学化的，他的这些小说更像是一个个迷宫的探测器，作家要给我们揭示的，是在那混沌的现实生活中，一个个敏感的心灵，是如何被无处不在的戕害所挟持的，又是如何被那无边的黑暗所吞噬的。
张学东的《艳阳》《坚硬的夏麦》是有关教育问题的小说，《黑白》以琴键寓意社会沉重的压力，而以乐章来命名每个章节。小学生乐乐对钢琴的恐惧，最终酿成悲剧，而单亲母亲李素娥，被丈夫抛弃，被社会漠视鄙夷，甚至被流氓强暴，直到最后在工厂加班时倒在机器的旁边。小说以突兀的钢琴声如滚滚的雷声传到楼下的情景，预示着教育问题背后深刻的社会因素。《艳阳》与《坚硬的夏麦》，则是反映乡村与城镇教育现状的小说。这两部中篇小说，都有一个超然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张老师。通过张老师的眼睛，读者们看到了乡镇教育艰难的现状，看到了社会伦理价值崩溃给孩子们心灵带来的沉重的戕害。陆小北的焦虑，不仅来自贫寒的家庭，更来自势力的哥嫂，来自社会的冷漠。当陆小北因救人而死，作家不过是用一种温和的反讽来验证这个虚伪的社会对人性的不尊重和利用。而好学生阮灵纵火焚烧自家的偏激举动、刘七一对富人的仇恨，也就因此带上了浓浓的社会批判的影子。而女教师小白，则是作家希望的寄托，作家不惜在小说中为她赋予了太多的善良和诗意，然而，就在小说结尾，小白老师为保护自己的学生而丧生车祸，作家再次将残忍的清醒和令人窒息的悲观，给予了纸上世界的“现实”。
与此相比，《清水浑浊》《女人别哭》《水往北流》《挡风玻璃》则讲述的是有关“农民工进城、农村留守人员、乡村破败”等主题。《挡风玻璃》中，跟岳父一起开长途车的刘峰，在经历了诱惑和背叛之后，在妻子水菊和岳母水菊妈的感召之下，认识到了自己的恶，毅然回归了家庭。而《水往北流》，则以青秀和王红旗的爱情悲剧为结局，再现了当代农村道德秩序的混乱。二流子吕学义将青虹卖到了城里的妓院，而村长一家以势压人强娶青秀，都让农村婚恋自由这个老问题，又蒙上浓浓的金钱的阴影。《清水浑浊》中的爱国和芹花，从小青梅竹马，却不能结合，结果，在城里两人却因为打工而相遇，芹花最后死于丈夫吴鞍生和杨老板的合谋，而爱国也在城市中输了一个干净，被打回了原形，从一个小包工头又变成了农民。小说中对女性品质的赞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作家并没有将此引申为“微言大义”，将之比附为乡村品格与城市的对立，或者由此彰显一种道德化的批判立场，而是以同情的笔触关照着每一个小说人物。即便是强奸犯杨老板，作家也在他良知的天平上加上了一块沉重的砝码，令其羞愧而自杀。《女人别哭》中，作家则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颇具心计的农村女强人孙惠珍。她用美貌和心机，笼络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大田，又在大田死后，投入了有钱人孙红军的怀抱。而当她怀着孙红军的孩子扁豆，无奈出走的时候，她又毫不犹豫地嫁给了老光棍二麻子。在这篇小说中，作家脱离开了一般化的道德立场，而凸显了孙惠珍追求幸福的合理性和她顽强而强悍的生命力。小说中，无论是懦弱的二麻子，还是碍于妻子、不能与惠珍结合的孙红军，作家也都写出了他们情感深处善良、同情的一面，从而更为深刻地展现了当代中国浮躁欲望背后那些艰难而复杂的生存境遇。
中篇小说《谁的眼泪陪我过夜》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作品很好地体现了张学东融合“诗性的超越”与“苦难的关注”的特点。该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整篇小说不像通常小说的布局谋篇，倒像是一出舞台剧。作家刻意通过“密室拘禁”这个后现代犯罪学情境，探索当代中国社会巨大的失语焦虑症的表现形态。社会层级化加深、贫富差距加大、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冲击，这样一些后现代社会表象，却因为政治生态的微观控制，核心价值体系的崩溃，具有了“怪异”的中国特色。不但贫富之间无法沟通，而且普通民众的心灵也日益浮躁干涸，彼此之间充满了仇恨和隔膜。男主人公是一个修车行的小学徒，生活在无望的底层，青春期欲望的萌动无处发泄，让他最终犯下大错，强奸并劫持了女中学生。然而，小学徒很快就发现，欲望只是短暂的事情，紧接而来的是责任与爱，而缺乏责任与爱的欲望，就成了他和小雪之间的那种“交易”。这种现实世界的成人欲望法则，对于青春期的少年来说，既充满了诱惑，又是如此的残忍。他突然发现，他是想“爱”女中学生的，可他找不到爱的方法与途径，就现实的社会阶层而言，一个小学徒工，对于一个漂亮的女中学生，也很难存在共同生活的可能。他在杀与放、欲与爱之间反复权衡，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只能放任事情向极端的方向发展。而对于女中学生而言，则经历了抵抗、忍受、绝望的过程。她对于被绑架这个事实，最初是将之作为一种伤害与耻辱来面对的。但随之而来的，她却发现，在她不幸的人生中，这种对其本人的禁锢，却成了她生活中最为亲密的人际关系，小学徒给她做饭、买药、买裙子，陪着她说话、做爱，带给她的却是一种亲切的感受，比其冷酷无情的双亲、沉重的学业、破碎的家庭，这个黑暗的密室，却似乎成了她人生最为光亮的所在。可是，即便有了如此荒谬的感受，这种禁锢，毕竟是一种暴力。当她的抵抗和逃亡全部失败后，她选择了一个对她和小学徒而言，“看似”最好、也是惟一的解决办法——吃安眠药自杀。这样，既解脱了自己，又让小学徒免受法律制裁。可是，作家巧妙地在无主的荒坟上，让吃了安眠药的女中学生再次苏醒。这不仅仅是希望的苏醒，更是人性的苏醒。经历过生死之后的中学生和小学徒发现，原来，最重要的，既不是欲望、暴力，也不是报仇与恐惧，而是对生命本身的热爱。由此，作为绑架者和被绑架者，都实现了一次灵魂上出生入死的升华，如同亚当和夏娃的“再生”：“他下意识地抹了抹她脸上的雨水，就像抹他自己的一样，然后抱紧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就题材而言，《谁的眼泪陪我过夜》中的“禁锢之爱”，在心理学上又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又称为人质情结，是指人质对绑匪产生情感与依赖，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心理情结。张学东对此题材，进行重新加工的同时，延伸了其社会学意义，将之与作家对中国社会的独特国情结合起来，与对弱者的人性关怀结合起来。于是，这部小说，也就超越了对于既定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的犯罪心理学阐释，因而具有了特殊的社会文化批判意味。父母离异、家庭破碎、亲人的背叛、学校中人与人关系的冷漠，让女中学生的内心也充满了“安全感”焦虑。悖谬的是，她在被绑架的过程中，在那个黑暗的废弃小屋里，由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作用，她居然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随着绑架时间的推移和对绑架者的交流而变得更为清晰与明显，竟然使得她拒绝逃跑，拒绝回家，甚至当这种禁锢状态不能得到维系的时候，进而选择“死亡”。小学徒和女中学生，都是社会的弱者，小学徒对女中学生的禁锢，是“下意识”地对社会权力的征服方式的“再现”——以对人性的戕害为代价，而女中学生对小学徒从反抗到顺从的转变，也是一种对社会权力服从模式的“内模仿”，同样也以人性的戕害为代价。而张学东的立场与解决方式，无疑也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他不但将畸恋的犯罪学分析，引入到了对于中国社会症候的思考，而且用宽容与悲悯的人性关怀，为之提供了解决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