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工程的长篇小说《米脂婆姨》（文兰著）以浓郁的地域风情为背景氛围，以融现实生活和历史文化传奇于一炉的叙述，塑造了山丹丹、兰花花、丁香香三位形态各异的陕北女性形象，不仅对闻名天下的“米脂婆姨”这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域文化品牌注入了生动可感的具体内涵，而且为当前展示地域人文优势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

处于中华大地母亲河——黄河几字型怀抱中的陕北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它不仅出现过李自成这样杰出的古代革命领袖，还为长征后的毛泽东、党中央提供了一块休养生息，壮大发展的蓝天厚土。党中央在延安13年，也将这块土地独特的地域民间文化信息传向全国，信天游、陕北说书、闹秧歌（包括腰鼓）就是它的代表。正是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从信天游中发现了表现妇女渴望婚姻自主的《兰花花》，诗人李季借鉴信天游的形式创作了优秀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敏感的诗人们还发现了象征忠诚和爱情的高原杜鹃山丹丹，从此它成为了红色革命的隐喻，革命的成功还将“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个由中国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的貂蝉开始的赞美陕北女子的千年俗语传向全国。长篇小说《米脂婆姨》成功地将这些出自民歌和文艺作品中的美好形象、闹秧歌等形象和文化符号、民间文艺形式有机地融合在一个传奇性的新时代女性命运中，塑造了生活中坚韧顽强、爱情上无比忠贞、事业上勇于开拓的陕北女子形象，不仅讴歌了时代，也使“米脂婆姨”的形象展示了其独特的迷人风采。小说给予我们的启示可以概括为：

一是人物命运的现实性与传奇性的结合。与《格萨尔王》和《嘎达梅林》等民族英雄史诗不同，兰花花、山丹丹、李香香都是先后流传在民间、民歌、文人创作中，经过典型概括的虚构的意象化了的美丽女性形象，在长期流传中它们又成为一个地域化的人文符号，作家既不可能像为实存的历史人物一样为她们立传，也不可能以诗歌意象化的方法再去改写、重写。《米脂婆姨》作者的高明在于，他既保留了形象符号的已有传说内涵，又赋予了他们以当代社会的现实生命。如暗示性格刚烈坚强的山丹丹是闯王夫人高桂英的转世，能歌善舞的兰花花是从貂蝉到陕北女革命英烈姬延芳的转世，贤惠恋土的丁香香是李香香的转世等。与此同时她们的出生也颇不寻常，山丹丹是大风沙中孕育的，母亲李惠样曾辗转各地，用多种方法折磨自己，想把她“做掉”，但她从娘胎里就抗拒着不公命运，顽强地来到世间。兰花花是在绥德歌手父亲兰天咏和同样会唱的米脂婆姨在蓝天白云、风和日丽、鲜花怒放、羊群咩咩的山坡上孕育的。而丁香香则是在“革命功臣驴”的嘶叫声中诞生的，这条毛驴从此成为她命运的预言者和保护神。出生方式和家庭背景的不同，赋予了她们不同的性格和禀赋。是改革开放扩大了她们的视野，改变了以往传统中的不幸命运，先后走出了当时还闭塞的陕北，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人生道路，经历着时代风雨的陶冶，走向了各自生命的辉煌。兰花花阴差阳错成了当红歌星，山丹丹成为文化企业家，丁香香始终安心于家政保姆，但却因之成为全国的“十佳女杰”之一。如果没有生命的神秘和命运的传奇，她们就会因失去其历史地域文化内涵而混同于为文学作品多次描写的乡村进城女子，因而失去属于这个独特地域的文化符号的深厚和广阔；如果没有现实生活、具体的时代背景，她们就将仍然停留在民歌和传说的意象层次，缺乏形象的具体和时代生命力。

其次是与女主人公传奇命运相一致的具有隐喻意义的结构意识。《米脂婆姨》令人耳目一新的正是与其传奇性人物命运相统一的以时空顺序为线索的拼贴画式的块状结构：《刮大风》集中写三个米脂女孩非凡的出生和环境、性格形成基因；《下大雨》集中写在暴雨洪水中的家庭变故和苦难如何塑造出她们之间深厚的友谊和各自不同的性格；《遇大旱》写她们为生活所迫先后离开故乡，走向社会，走向城市；《遭大难》写进城以后所遭遇的人生挫折；《钻大缸》写在光怪陆离的现代大都市中她们各自不同的大辉煌和大溃败、人生大转移。辉煌证明了陕北女子的能力和特殊禀赋，个人的失败并不证明都市这个“染缸”的污秽，而是像许多成长作品一样为了告诉人们拨离了母土的他们不只要看到机遇，还应提防商业社会的陷阱，以及外面世界人际关系的复杂。山丹丹和兰花花最后都回到陕北、家乡，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必定要终老故乡，而是积蓄力量以新的方式成长起飞。丁香香母亲常灵醒扎根本土所实现的命运的辉煌，就是她们的榜样。与板块拼贴式结构相一致的是各卷（章）的结构，每章结尾都有说书艺人韩根祥总结性的精妙书词，不仅有戏曲艺术“串场”的结构作用，而且突出并加强了小说的传奇色彩、地域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