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文学太少

看了2月2日“理论与争鸣”版署名张鸿声、何可人的文章《文学在灾难之后何为》，叫好之余，个人也有几点浅见。对文章最后的结论“真正的文学应该透过灾难的外壳，探入其中的人性深渊，寻找人类的自助与自救之路”，我认为不尽全面，值得商榷。作为一名来自灾区的幸存者，我认为，面对灾难，文学的“自助”、“自救”功能并不是主要的，最根本的、也是最关键的，恐怕是人性的自省和反思。汶川地震后，我读了大量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基本的感受是，作家们的思维空间过多地被大量的死亡、坍塌、流血景象所笼罩，继而又把关注点集中在了抗震救灾的精神层面上，从而出现了情感写作多，而情怀写作少；感性写作多，而理性写作少的单一局面。灾难其实是一面多棱镜，再没有任何事件可以像灾难那样折射出人类复杂的灵魂，灾难中不光有真、善、美需要讴歌，而且还有大量的假、恶、丑需要鞭挞。仅举一例，屡见不鲜的截留、贪污救灾物资，又是怎样的人间灾难？这种灾难不仅仅是地震灾难的派生品，更是人性灾难的本质，它对人类的戕害远远高于自然灾害。在灾区，我们看到大爱与悲情的同时，也看惯了太多太多人性的自私和丑陋。这一切，我们很少从铺天盖地的诗歌中看到，而那些千篇一律的报告文学里，关于人性的多重揭示，则平面化得不忍卒读。灾难文学，只有以自省和反思为前提，我们才能有效地做到自助和自救。无论自省、反思还是自助、自救，心灵的救赎远远比肉体的救死扶伤任重道远。汶川地震以后，我们看到的较有价值的地震题材的小说，如天津作家秦岭的《透明的废墟》、刘宏伟的《大断裂》，“这是两部思考人类灾难的力作，使我们看到了虚构文本反映人类灾难的可能、难度和高度。”（葛红兵、许道军著《介入，深入，反思》，见《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2期）。我拜读过这两部小说，的确视角不俗，可叹太少。董运江（四川）

李白杜甫当时不入流

学者江晓原通过对唐人选编的八种唐诗集和清人选编的《唐诗别裁集》《唐诗三百首》的统计，得出结论：李白、杜甫的诗在唐代是不入流的，而到清代才被推崇。李、杜的年代分别是701-762年和712-770年。744年编选的《国秀集》，收诗220首，李、杜无一首入选。753年编选的《河岳英灵集》，收诗229首，李只有13首入选。755-965年编选的六部唐诗集，只有两种选了李、杜的诗。收诗297首的《又玄集》只选了李诗4首，杜诗7首；收诗1000首的《才调集》仅选了李诗28首。唐宪宗下令编选的当代名家诗选《御览诗》（806-817年）共收诗286首，入选最多的两人是卢纶（32首）和李益（36首）。两人各占比例均是十几分之一。李白、杜甫无一首入选。到了清人的《唐诗别裁集》（收诗1928首）和《唐诗三百首》，卢纶只分别入选15首（百分之一都不到）和6首，李益只分别入选18首和3首。而李白分别入选140首和26首，杜甫分别入选205首和33首。在今天的文学史上，李益、卢纶都已沦为二三流诗人，有些文学史中连卢纶的名字都找不到了。联想到当今充满拜金主义的浮躁的文坛，不知有多少畅销书百年后会沦为垃圾，多少大腕作家会沦为末流。大浪淘沙，文学史也不仅是当代人的文学史。只有经过历史沉淀和过滤之后的才能成为经典。现在被一些“唯权唯钱”的评论家们炒作的所谓经典很可能靠不住。

邹士方（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