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文化贫瘠得不能再贫瘠的年代，读书成了一种不光彩的行为，尤其是阅读那些明令禁止的书刊，心里就像揣着罪恶而惴惴不安。你知道它是黄色的还是反动的？在那样的年代里，读政治类或文艺类图书成了一件需要小心翼翼的事。谁也不愿意给自己的大人惹是生非。
当时，已经认识了一些汉字的我难以忍受停课之后的寂寞，突然冒出了读小说的念头。小孩子做事通常是突发奇想，就在那天，我贸然地跑到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女伴家里去借小说，她不但没有借给我，还用近乎训斥的口吻说：“还看小说？一旦中了毒洗都洗不掉！”那时侯她也不过是个12岁的女生。
1969年的冬天，我随父母去了“五七”干校，在干校的附属学校里，我的班主任老师（一位资深的省报社总编辑）手拿一份刊载着有关苏联问题的《参考消息》，和我们几个同学谈论一本当时听来很时髦的书——《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通过老师的叙述，我大概了解了书中的内容，它是通过事例分析来否定前苏联，证明它已经不再是我们心中崇拜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变成了修正主义。然而就是因着这大概的了解，促使我迫不及待地想找到这本书来读。
放学以后，我便挨家询问哪位叔叔或者阿姨有这本书，可大家都摇头说没有。那个饶嘴的书名，以及书名带有的浓烈政治色彩几乎让所有被询问的人瞠目结舌，很快我就灰心了，心想：到此为止吧，别给大人惹麻烦，谁能够保证那不是一本即将受到批判的“大毒草”呢？但这时我马上看到了距我几步之遥的一扇房门半掩半开着，仿佛是在召唤我。我经不住这样的诱惑：说不定住在这间屋里的人有这本书呢。我怀着最后的希望推开了那扇门，里面有四五位叔叔、伯伯正围坐在炉火边吸烟，见我进来，都用询问的目光打量着我，这目光鼓动着我说出了来意：“叔叔，你们这儿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本书吗？”由于问话的蹩脚和唐突，连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起来。透过缭绕的烟雾，我小心翼翼地等待着大人们的反应，希望能在他们中间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他们的表情都显现出茫然，只有老马叔叔面带难色，很不情愿地缓缓起身，走到书桌旁，从抽屉里取出了一本崭新的书——《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那清晰厚重的字体立刻映入了我的眼帘，我高兴地连声道谢，并赶紧承诺说，看完了立即归还。当我转身向门口走去时，听到一位伯伯夸奖我说：“看，这孩子的求知欲有多强！”
我利用所有的课余时间，以最快的速度读完了这本书，很守信用地把书还了回去。虽然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还不能完全领会这书中的含义，但我毕竟如愿地读过这本书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忘记了那书中的细节和它的颜色，但每当我回忆起它的时候，感觉无论是内容还是封面都是苦涩的、褐色的，郑重而富有内涵。大概是源于那一次的阅读经验，我一直相信书是有颜色的（文章也是一样）。每一本书都如同一道菜，出自不同厨师之手，必有不同的颜色。同时我也情愿相信，书是有味道的，即使是同一道菜，每位厨师烹制出的味道也不尽相同。而读者们会像品尝菜肴一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来读。不同的是，菜是用嘴品尝，而书是用心来品尝的。
这之后，我遇到了一本值得珍爱的书，无论是它的颜色还是它的味道都让我着迷。不管我身在哪里，处在何种境况下，它都像影子一样伴随着我。看到它，我就会立刻想起我遇到它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我，还会想起当时的情形和我当时的状态。当然，最突出的还是这书的品质——它的“颜色”和“味道”。
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实习的那所医院的图书馆里正在进行图书大清理。除了专业书籍之外，一本本不同规格、不同品质的书被扔上卡车运往造纸厂。据我所知，这已经不是头一次了，十年动乱初期，大部分图书已经经历了这样的浩劫，眼下，不过是横扫残余罢了。令人震惊的是，一所医院的图书馆竟会藏有几卡车的“四旧”，可想而知，当年的图书馆馆长定是个品位很高的“文化人”。
回转身来，望着堆在阶前的那些书，我想，等待它们的将是粉身碎骨的结局，然后被重塑，再以一种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才算完成了它脱胎换骨的“改造”。不难想像，图书馆馆长的命运比它们也好不了多少。正站在那儿胡思乱想时，一本书不轻不重地落在我的脚边，我下意识地捡起它，不经意地翻了翻——那不是本新书，已被许多人读过。封面上，印有四朵环绕在一起的玫瑰，它们虽然娇嫩，却已经褪了些颜色，但在当时那个灰、绿色成灾的世界里，它昭然醒目，令人暗自欣喜。而封面下方的书名《铁灯》无论如何也无法与那漂亮的玫瑰相提并论，于是我好奇地将它带进了一间无人的教室，极想知道，这书里的故事到底和玫瑰有关，还是与铁灯有关。
当这本书以它独有的语言方式向世人们展开它的故事之前，并没有忘记用一张照片介绍它的作者：季米特尔·塔列夫，一位具有绅士风度的老者正用他那双忧郁而沉思的眼睛望着这个多变的世界。看那鼻梁上的金丝边儿眼镜、稀疏而略显凌乱的头发、紧闭的双唇和浓密的胡须——这脸上的每一个细节都透着学问，让人立刻就能相信，他的书值得花时间细读。
可能千百卷书中它并不是最好，但它终被列入了我的最爱。作者是保加利亚现代著名作家，他像一位厨师，将一道可口的名菜推到了我的面前，让我回味无穷，经久不忘。经过袁湘生先生精彩的翻译，这部作品在我心目中的颜色就如同封面上那四朵橙色的玫瑰，热烈、奔放、刚劲、细腻又不事张扬。塔列夫是一位医生、哲学家和作家，他先后在萨格勒布学习医学，在维也纳攻读哲学，后又考入了索非亚大学斯拉夫文学系，曾主编《马其顿》报，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写作。继长篇小说《铁灯》之后，季米特尔·塔列夫又创作了《普列斯巴的钟》和《伊林节》两部作品，这是三部各自独立而又由一个中心主题贯穿起来的作品，书中故事始于1833年，终于1903年。作者以雄伟的气势和细致、抒情的笔触，详细地叙述了那个时期马其顿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的历史。这三部小说成为当时保加利亚最卓越的文学成果，并于1960年获得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季米特洛夫奖金一等奖。贯穿在这三部小说中的一条主要线索，是斯托扬·格拉乌舍夫一家人的故事。作者通过这个大家庭的遭遇和他们周围人物的命运，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时代面貌，反映了当地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普列斯巴城的市民与希腊教会的矛盾冲突构成了全书的主要情节。《铁灯》成功地描述了为了争取教会独立、保卫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当地人民与希腊教会进行着百折不挠的斗争，并最终获得了胜利的情形。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少男少女的爱情故事，也随着斗争的深入和展开而变得矛盾和复杂。
我之所以认为它神奇，是因为它把我带进了一个神秘而奇特的世界，使我的那个下午和傍晚都变得十分独特。它的情节、语言、场景、人物以及书中的故事深深地感染着我。于是我便断定，世界上再难找到一本类似的书，它为我16年的生命经历又增加了新的一页——原来，世界竟然如此的温馨、如此的美妙！虽然有苦难，它却是生活的必然，虽然有屈辱，它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生命虽有尽头，这尽头兴许会使整个生命变得灿烂！因为生命的过程里有美丽的梦幻、有甜美的爱情、有钟爱的事业、有苦与甜交织在一起平凡而离奇的经历，还有明天不同于今天的惊喜！
这本书一直伴随我至今，它给了我一双善良的眼睛和一副美好的心境，并帮助我营造起一个乐观、坚强的精神世界，让我全身心地投入生活。为此，对它我一直心存感激。我禁不住问自己：你还想要什么？难道这还不够吗！如果你感受到了这生命的真谛，你永远都不会贪婪！
每当我拿起这本书，重温初读它时的心境，时光仿佛又在倒流。这时我会无一遗漏地想起书中人物的姓名和他们的容貌。他们仿佛是我多年的朋友，始终让我感到亲切、友好。无论我走在哪里，书中的人物就会出现在那里。校园里的图书馆，在我眼里似乎就是普列斯巴城中那栋古老教堂的翻版。瞧，怀抱图书，从那“教堂”里走出来的英俊少年不就是普列斯巴城之骄子拉扎利吗？有了“拉扎利”，在这校园里就一定会有“妮雅”、“波让娜”和“卡倩林娜”！有谁会让这些人物分家呢？他们坚强的个性以及他们浪漫的情怀，永远都让人感动。
几年前，当我经过一条北京的旧式街道，偶见“低悬的屋檐把那狭窄的胡同遮得暗森森的，火炉烟囱在无数发黑的屋顶上耸立着，古老的果树把它们的枝桠从高峻的围墙内伸出来”的时候，我误以为自己正走在普列斯巴城里的街道上。正疑惑，一位健壮的高个儿女孩双手提着一篮又红又大的李子从我身边走过，一缕汗香随风飘散……这使我想到了书中的另一位少女——吃苦耐劳的斯托伊娜。
当那盏铁灯熄灭的时候，有谁能断定它不会再度燃起？即使有一天你迷失在黑暗里找不到方向，陷入莫名的屈辱里，生活在不公正的待遇里，就像当年被抛弃的那堆书，你也决不会抱怨。你会一如既往地热爱生活、拥抱未来。因为你有自己的生活态度，那便是心灵的逾越、精神的超然。沉沦和自弃永远与你无缘。
就是这么一本书，让我的心灵时常充溢着愉快，我便以这愉快的心情去体验人生。每一次对人生的感悟，似乎都是由那盏“铁灯”为我照亮方向，将我引领。好像我从来就生活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真实而又虚无，简单而又复杂，即使面对艰难也仍然满怀信心。
于是我说，一本书足矣，足以照亮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我愿意以这书中的一首当地民歌作为本篇的结束语：
……时间到了/ 红玫瑰开了/ 红玫瑰和石竹/ 白罗勒全开了/ 在鲁默里亚的辽阔空间/ 飘泛着一片芬香/ 从比托利到普里累普/ 从普里累普到沃罗斯/ 从沃罗斯到萨罗尼加/ 我们的人民也觉醒了/ 他们摆脱了沉痛、阴郁的恶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