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日前进行了第二次集体研讨，副院长施战军把这次研讨称为对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取样分析”。“在大概10年以前，有一批人也是处于你们这样的年纪，在中国文坛上渐渐有了自己的影响，他们就是毕飞宇、艾伟、叶弥、红柯等。10年之后，你们这批人在进入同样的成长阶段。”施战军的这段概括，既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期望。事实上，本次研讨会堪称一次“70后”的聚会，不仅作为本次研讨对象的张楚、杨遥、王凯、常芳和丁小村，除丁小村出生于1968年外，均为“70后”作家，特别邀请到会的梁鸿和李云雷也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本届高研班的学员中，“70后”作家也不在少数。因而在本次研讨中，“70后”成为一个关键词，被大家广泛讨论。

在李云雷看来，“70后”作家相对而言，是处于夹缝中的一代，这种状态不仅是由时代造成的，也跟整个文学生产方式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他认为，“70后”作家有自己的长处，对于时代的变化有切身的体验。重要的是如何将我们时代的变化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正是职责所在。

王甜认为，“70后”作家的标签并不鲜明，他们的整体姿态是低调甚至是沉默的，他们经常书写的是生活的错乱与命运的尴尬，究其原因，“他们生在‘文革’前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新的观念在建立中却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70后’接受了很多相对保守思想观念的教育，可当他们长大成人，却发现社会观念与当初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有很大不同，外部环境与精神世界的碰撞就很强烈，但他们又无能为力”。为说明这一点，王甜选取了王凯《沉默的中士》、张楚《刹那记》、常芳《一日三餐》、杨遥《膝盖上的硬币》和丁小村《哑巴与歌唱》为例，分析了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以及一种“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他们扎根在理想主义的土壤上，却成熟在现实主义的、‘别人的’时代里，内心惶惑不已而又无法呐喊、无法表达。而这一代人又是整体的‘哈姆雷特’，永远在犹豫，永远在寻找自己的位置，永远缺少抛开一切大步向前的决心”，这是王甜为“70后”描绘出的形象。

在本届高研班的第一次集体研讨中，杨遥曾以“在尴尬的年代，用我们自己的光照亮自己”作为发言题目，提出“让我们从读同时代人的作品、关注同时代的人做起”。本次研讨正是同代作家之间的阅读、交流、批评与建议，既有真心的赞赏，亦有直言不讳的批评。因为本次集中讨论的是5位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创作，对于中短篇小说的艺术问题，与会专家也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梁鸿认为，相对于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可以说是“一沙一世界”，因而或许没有必要过度承担重大主题，可以卸下某种重担，找到自由飞翔的空间。然而，中短篇小说从哪里飞扬？我们的创作基点在哪里？梁鸿提出，应从我们的民族生活写起，从我们自身的文化资源中找到创作资源，“做我们自己生活的观察者，体验者和书写者，做我们时代的一个细密的观察者”。

鲁迅文学院教师郭艳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作为一个现代人，一个中国社会的现代文化人，在一个什么样的支点、视角上看待我们的生存，包括黑暗的生存，如何在文本中传达出来，这既涉及小说的技术层面，也涉及哲学层面的思考。”郭艳还认为，对于中短篇小说创作而言，语言和文本的“气息”显得尤为重要，“这个时代，生活本身太丰富了，个人要用个性化的语言表达来突出自己，尤其在中短篇小说中，作者应试图找到适合自己表达的语言”。

施战军强调了“语体”和“气味”对于作家的意义，而这一点，也是本次研讨的青年作家尚显得不够明晰、需要提高之处。施战军还提出了青年作家们应该努力的几个方向：第一，要有对熟悉的生活社群的相对集中的描绘；第二，要有相对明晰的现实认知与对世情的确知；第三，要有一个相对自信的精神空间。“中国作家普遍缺乏把人从绝望的境地解救出来的想象力。我们这代作家要从艺术上多一点穿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