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作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为观众提供另一个观察和审视中国文化的角度。它不应该局限于向观众提供概念性的、象征性的符号，而是应该在民族文化的内部建立民族性的秩序和结构，以此推动电影中中华文化的建设与坚守。

面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现状，作为一名少数民族的电影学研究学者和专家，饶曙光敏锐地觉察到现阶段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所呈现出的个性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契机，对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历史作了详细地梳理和挖掘，经过长久的准备和写作，终于著就《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该书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资料进行了充实和补充，在电影专业史研究领域中尚属第一本，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饶曙光以其得天独厚的学术环境观摩了大量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既能够从宏观上对电影史学研究的方向进行把握，又能够从微观上对单部影片或者导演进行细致、公允的评价和分析。众所周知，研究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史不但要对中国电影历史背景有深入、翔实的了解和研究，同时还要对少数民族文化等进行细致的了解，甚至对社会学也要有相当程度的研究才可以做到。饶曙光带领他的团队对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资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挖掘，将分析、评论融为一体，将社会文化、政治、历史分析融为一体，其对电影学术研究的价值也凸现出来。

饶曙光认为，现阶段，创作者的身份问题一直是决定影片拍摄时采用内视角还是外视角的主要因素。少数民族电影必须坚持抒写本民族的“心灵”，必须始终关注“人”。 由于创作人员的民族属性必然导致创作者们利用自己的思维和文化认可行为为影片进行解读与重新编译，如表现影片中的风俗礼仪、服饰等以使得影片看起来更像是少数民族的电影。少数民族电影应该有来自民族自身对本民族文化的信念与信心，应该有真正的民族视角。少数民族电影最终要打动人心，只能是依靠电影视角的民族化和人性化。广春兰、塞夫、麦丽丝、万玛才旦、哈斯朝鲁等一批少数民族导演在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中不同于其他创作者以“他者”或“窥视”的角度进行创作的经历，真正从少数民族的角度，抓住和再现少数民族的精神实质，完成了少数民族电影的自我解释和去“奇观”化，将一种更为广泛和真实的状态展现在观众面前。而对于非少数民族的导演们来说，拍摄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无异于对真实的世界进行“异域文化”的重新编译。《图雅的婚事》《绿草地》等影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拍摄完成的。这些影片将故事背景放在了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内，表现的是少数民族电影融合当代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过程。但是，这种“局外人”看似“旁观者清”的创作过程实际上只是借鉴了“民族化”的外衣而已，并不能真正做到表现此民族的精华和灵魂。

论及少数民族电影的生存现状，饶曙光在《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中认为，少数民族电影要想得以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自身的市场化生存。然而，要市场化生存何其难，现阶段，各方面对少数民族电影的关注显然要少于对商业大片的关注。这是由当今的电影产业发展方向决定的，也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环境决定的。在这个以票房马首是瞻的市场时代，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只能走向“艺术电影”，或“艺术化”的道路。这种文化的高度与巨大的经济力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反差。饶曙光认为，“原生态”应当成为当下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策略，同时也是认识和评价当前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关键词。民族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婼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等影片就是在社会现代化的背景下展现出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然而，在颇具戏剧性的文化冲突融合中，少数民族电影与大片的竞争同样具有强烈的戏剧意味。因此，展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融合成为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主题。

从根本上说，饶曙光不只是在写作一部《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而是在提醒中国电影在强调市场、产业、票房的同时，对民族文化和表现出的民族性应该进行全面深入地展现和反思。只有这样，读者才能理解饶曙光致力于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研究的深层动力和原因。更有意义的地方在于，通过饶曙光及其同仁的努力，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梳理和对大量史实的补充，《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填补了中国电影史学界没有少数民族电影史的空白，成为业内和读者了解、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必备的资料，也是近年来电影史学界推出的极具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的专著。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的写作回到了历史深处，既观照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文本和作者、类型等，又整合了民族文化和政治背景，在更深的层次上与中国电影的发展和未来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作者的历史责任和社会担当。在笔者看来，饶曙光勇于承担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和历史责任的勇气令人佩服，其社会担当在这本书的写作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尤其他在书中表达的自己作为少数民族一员，要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发展贡献力量的担当，是其在学者的身份之外表现出的另一种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