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改革开放与广东纪实文学研讨会”之际，有机会重读了陈秉安等人所著的《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这是一部出版于整整20年前的长篇纪实文学，今日重读，倒是别有一番味道。据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同志在本书的“序”中称：“《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问世了，深圳终于有了一本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来剖析深圳经济现象的文学作品”，这个评价不低。那么，本书到底剖析了当时深圳的一些什么样的经济现象呢？稍作梳理大抵有诸如“土地出租”、“承包”、“劳务市场”、“一物多价”、“卖地”……之类，这些玩意儿放在今天来看再是司空见惯不过的了，还用得着“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来剖析”吗？然而，这就是20前中国社会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时隔20年，重读《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的第一反应就是中国实实在在地变了，而且这种变化已为实践证明了它的进步性，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百姓受益。这样的进步国人有感，世界瞩目，谁也否认不了。然而，今天的年轻人未必知道20年前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的这段历史，所幸就有《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留下了这样的时代印记，而作品的这个价值是当时阅读时很难感受的。其实，这不仅是这样一部作品的价值，也是优秀的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的共同价值。在广东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与实验田上，这样优秀的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并不鲜见，将它们联缀起来几乎就是一部生动形象的中国改革开放史。有人将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称之为时代的书记官，也有人以此来贬低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的文学性，在我看来，这实在没多少道理可言，这样一位书记官，只要是忠实地、艺术地记录了一段有价值的历史，那么，它就是有价值的，而且这种价值的独特性也是其他文学形态所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