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涂俏的传记文学作品《袁庚传：改革现场1978-1984》，我想先从最直接的感受说起，评论与创作一样需要经验和感性的积累。

涂俏的作品留给了我很多好的印象。首先，自然是因它塑造了袁庚这样一位生动的领导干部、改革家的形象。塑造人物不能“一分为二”地提供有关他的正面信息或“负面信息”，因为他是一个完整的人。分割其优点与缺点，这是报告的分析方法，而文学形象的创作法则，则应是在人物的“特征”中，包含着他全部的生命信息。涂俏笔下的袁庚便是这么写的。例如，没有袁庚的“霸道”，就没有其改革；没有他的处处要权，向中央要权，与深圳市委闹矛盾，被斥为搞“独立王国”，可能也就没有蛇口工业园区的迅速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中，人物形象才树立了起来。写改革人物，还要表现出他人际关系的处理，因为改革的生产关系本来就是指的人与人的关系。没有得罪人，不可能有改革；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也就谈不上公正的采访。我认为涂俏也做到了这一点。涂俏的代后记中列下了她所采访的156人的名单，按时间先后，而不是按重要性、地位高低排列，这点也让人有好感。她说，对于拒绝了她采访要求的人，她也感谢，因这使她写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更加兢兢业业。在所有我所读过的关于深圳特区改革这一时段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或其他作品中，提到胡乔木赴蛇口参观视察时，都仅是写某“中央要员”而不名，言词也暧昧，惟有涂俏的作品实录下了人和事及胡乔木的原话，更能引发读者的思考。

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包括一些传记类的写作，都具有一种“揭秘”的性质，这似乎难免，且通常也是它的价值所在。《袁庚传》也有此类价值。

涂俏的工作是一次抢救记忆的写作。她吃亏在于写得比较晚，再要求新意，难度更大，但尽管如此，作品还是提供了许多鲜活的细节、情感和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例如周为民事件等）。在我看来，纪实类的传记或报告文学的写作，既要严格地服从事实，又要侧重于对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的开掘，由此才能形成人物后续命运的轨迹。历史上，既有弱者的悲剧，又有强者的悲剧，还有许多不同的人生的曲折、命运的浮沉，如果不是仅仅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予以报告，还要加上文学的角度，那么，这种内心或精神性格的开掘便是不可或缺的。

《袁庚传》的写作，不能说它解决了当前报告文学写作中的所有问题，但它的成功则可以证明，它不是一次简单性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