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中外作家在追述文学启蒙之路的时候，常常会提到自己的母亲、祖母或外婆，在懵懂无知的孩提时代，是母亲或祖母用童话或歌谣浇灌了他们的文学心芽。

高尔基的外婆就曾为文学史家们所津津乐道。这位大文豪从小就遭遇了父亲早逝、母亲改嫁的厄运，此后外婆便成了他的守护神和“最贴心的朋友”。外婆常常用动听的歌声驱走高尔基的孤独和忧愁，她朗诵天之骄子阿列克塞和武士伊万的诗歌，还讲述瓦西丽莎的经历和公羊神甫与上帝教子的故事，以及女寨主玛玛弗、强盗头子乌斯塔婆婆、埃及有罪女人玛丽娅的童话，并告诉外孙“圣母”如何遍访人间救苦救难，高尔基在自传体小说《童年》中清晰、完整地记述了外婆唱的一首歌，讲的是关于伊凡柯勇士和米罗那隐士的“美妙故事”，此故事非常珍贵，在任何书籍中都没有记载。高尔基识字后，便产生了把这些诗歌记录下来的冲动，可以说，外婆是他早期文学写作的“催生婆”。

最初的文学记忆，往往有着思想启蒙或艺术早育的意义，对于某一类作家或学者的一生写作走向的影响甚至具有决定性。哲学家刘小枫的精神成长期正逢一个文化饥馑的年代，所幸他遇到了一部具有“记忆里程碑”价值的重要作品。许多年后，刘小枫在《记恋冬妮娅》一文中回忆，八九岁时，他已经不再满足看关于保尔·柯察金的连环画，而是躲在被窝里痴迷地阅读繁体字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知不觉中，他对冬妮娅的“喜欢”超过了英雄保尔，并且承认那种“喜欢”与某种儿童暗恋无异。他当时百思不解的是，保尔何以对深爱自己、自己也同样深爱着的纯洁姑娘冬妮娅如此强调：“在我这方面，第一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近的人们。”刘小枫设想，要是“革命”没有发生，或是保尔没有参加革命活动，他就会与“资产阶级的女儿”冬妮娅订婚成亲，那将会是另一种结局的故事。许多年后，刘小枫终于发出追问：“保尔有什么权利说，这种生活（爱情）目的如果不附丽于革命目的就卑鄙庸俗，并要求冬妮娅为此感到羞愧？”或许正是最初的文学记忆，才促发了日后刘小枫更深邃、更彻底、更独树一帜的哲学思考。

另一些作家或学者的早期文学记忆，更多的是表现为异于常人的天资，也往往体现为某种文学引领作用。比如早慧的田晓菲，她的文学记忆应始于最初读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的1976年夏秋时节。那年她只有5岁，偶尔会被父亲领到天津市文化局创评室一起上班。我当时退伍后刚刚被分配到那里工作。我清楚记得，一双小女童的手捧着那部砖头厚的作品，看上去实在有些吃力，但她那副把一切置之度外的埋头读书的神情却令人惊异，而且一读就是一两个小时，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周围的大人们难以置信，都不认为这个小女童会认识太多的字，更不相信她把书读进去了。于是大家围着她问，书里都写了什么。田晓菲便一脸稚气地作答，说出自己读到的内容，居然与书中的故事大体不差，这件事一时在我们单位传为奇谈。田晓菲9岁出版第一本诗集，14岁破格入北大读书，20岁在美国获文学硕士，27岁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已出版多部学术专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她的文学记忆具备了挑战某项吉尼斯纪录的可能性。

我的精神成长期几乎始于一片文化荒漠。如果硬要追寻，我会想到儿时铭记的一首歌词: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歌声是从幼儿园的琴房方向飘出来的，朦胧而悠远。我当时也就是四五岁，这首歌在我幼时的记忆里袅袅飘荡，那里面有景色，有人物，有时间，有情节，有朴素的爱憎立场，充满了悲喜莫名的遐想，曾经相伴了我的一段精神岁月。如今，歌词内容已在心中淡化，旋律却与我的记忆永在。

说到文学记忆，我想到了如今正在成长发育中的孩子们。我的女儿不足三岁半，混沌初开，满脑子是清一色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商业渗透力远远超过上世纪80年代风靡的“米老鼠与唐老鸭”，还日益扩展到大人的生活空间。这些孩子看上去悠哉乐哉，一派天真。可我也会想，触发这一代人最初的艺术情思的记忆会是什么？有关文学记忆的故事，会不会仅仅成为迂腐的历史传说？但愿这不是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