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发展最为迅速的一项事业，我在读了范稳的《碧色寨》后，才知道中国在上个世纪初也曾因为铁路而引起世界的震撼，这就是修建穿越云南边境的滇越铁路。当时这条滇越铁路与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并列誉为世界三大工程。
碧色寨是滇越铁路沿钱的一个重要车站，在范稳的描述中，可以想见当年这个车站非常繁华，也充满了异国的风情，生活在这里的法国人都有身处巴黎的感觉。当然这个名称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我对它同样也感到陌生，在未读小说前，我还以为范稳要给我们讲述的是乡村的故事呢，但是读完这部小说后，我忽然对这种陌生感有了一种警惕。喜新厌旧似乎是人的天性，我们为京沪高铁上的风驰电掣而欢欣雀跃时，大概谁也不会联想起滇越铁路上曾经的辉煌吧。这二者之间相隔了太长的时间，人们不可能不把前者遗忘。所以我们可以将责任推给时间，时间是助长人们喜新厌旧的帮凶。范稳在小说中告诉我们，时间其实是铁路带给我们的概念。在铁路到来之前，碧色寨的人们只有季节的概念，因此那位彝族最聪明的毕摩独鲁憎恨铁路，他留恋在季节中的生活，“季节让我们在一年中悠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时间则让我们像猴子一样在大地上忙来窜去”。毕摩独鲁始终在与铁路作战，但人们都被铁路带来的新生活所俘虏，所以这是毕摩独鲁一个人的战争。毕摩独鲁的战争显然会以失败告终，今天的中国大地上铁路如星罗棋布，然而，范稳却提醒人们，铁路上曾经发生过一场一个人的战争。或许我们即使坐在京沪高铁舒适的车厢里，也应该怀念这位曾与铁路作战的失败者毕摩独鲁，因为二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关联。而今天普遍存在的对曾经作为世界三大工程之一的滇越铁路的陌生感，其危险性就在这里。范稳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性，所以他坚持要以“碧色寨”为书名，他并非不知道这个书名丝毫没有市场的号召力，但他仍要努力以这个陌生的名字去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
铁路有一种很耐人寻味的寓意。我们常把中国的现代化比喻为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又何曾不是从铁路开始的呢？但铁路就像《碧色寨》所描写的那样，最初是由外国人强制性地建设起来的。小说一开始侧重讲述修建铁路的艰苦和血腥，这既是由于云南险峻的环境决定的，也是由修建铁路的性质所决定的。它的性质在于，这是一条由殖民者带着扩张的愿望而修建的铁路，它其实揭示了一个历史事实：中国的现代化最初是由殖民化所启动的。正像碧色寨车站的站长弗朗索瓦对铁路的评价：“因为有了这条伟大的铁路，这里的生活如果不是全殖民化的，至少也是半殖民化的了。”当然，范稳并不是一位守旧者，他并不赞同完全站在前现代的立场来批判现代化的弊端，他始终是一位文化融合论者，在这一点上，他的《碧色寨》与他的“藏地三部曲”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也许正是这一点，才会使得一条几近完全被湮埋的铁路勾起了范稳的写作冲动。因为这条铁路的修建和通车，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落差。自然界的瀑布是由地理落差形成的，落差越大，瀑布就越是壮观，范稳则在碧色寨发现了曾经有过的壮观的文化“瀑布”。 也许可以说，《碧色寨》就是范稳用文字再现了这个文化“瀑布”的场景。铁路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庞然大物，而它的延伸之处则还处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仿佛是滚滚的河水突然跌落到幽幽深谷，掀起了巨大的浪花。从第三章“四脚蛇年”开始，法国人在碧色寨为铁路修建了特等大站，作者才为我们端上了正餐。“在碧色寨车站的洋人们开香槟庆祝时，寨子里的人彻夜未眠，每当他们要进入梦乡时，远处驶来的火车又将他们无情地赶出来”。在彝族人的眼里，火车就是地上的恶龙。但也正是在这样巨大的文化落差前面，我们才更清楚地发现，文化融合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起作用的。最先改变了对这条恶龙态度的应该是彝族的土司普田虎，因为火车带给他的财富暴增。拥有铁路的法国人无疑带着文化的优越感，但事实上他们的灵魂也在异族文化的熏陶下悄悄发生了改变。因此，范稳更感兴趣的是法国人在跟随铁路进入到碧色寨后所发生的变异。大卡洛斯是一个典型的殖民者强盗形象，他相信靠手棍和手枪就能解决问题。弗朗索瓦比大卡洛斯多了一层文明的外衣，因此尽管他与大卡洛斯怀着同一个征服的目的，但他认识到了“我们依靠强大的文明，很容易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但可能很难征服他们的灵魂”。弗朗索瓦也许自以为找到了征服彝族人灵魂的途径，因为他将毕摩独鲁的儿子阿凸成功地改造成了火车上的一位机长，他甚至因此而颇有了成就感。但毕摩独鲁却是由于这个原因最恨弗朗索瓦，在他看来，是弗朗索瓦先迷惑了他儿子的灵魂，再夺走他儿子的命，即使弗朗索瓦救过他的命，也不能抵消他的恨，他最后亲手杀死了弗朗索瓦。连那位始终怀着真诚心愿去了解彝族文化的露易丝医生也无法明白这场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倒是那位崇尚武力的大卡洛斯认清了这片土地：“火车也好，西方的生活方式也罢，或许可以给它带来某些改变，但这就像落在土地上的雨水，浸湿了它的表面，可能会催生出一些植物，太阳一出来，还是从前那个模样。”
我的思路仍然要回到“时间”上，因为这是当代作家普遍感兴趣的话题。无独有偶，范稳和阎连科在他们的小说中各自采用了特殊的纪年方式作为小说叙述的时间形式。范稳以彝族的纪年串联起小说的章节，而阎连科在《受活》中则以中国传统农历的天干地支年来记载小说中的历史事件。这两种纪年都是循环性的时间观，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自然哲学精神。彝族人的“教父”毕摩独鲁把彝族人的时间观解释为季节，“人们只按太阳在天上行走的道路划分四季，制定历算”，周而复始，循环往返，生命轮回。这样一种时间观是与现代性相悖的，就像铁路修到碧色寨，碧色寨必须采用西元的时间形式，毕摩独鲁深为时间形式的改变而恐慌，因为他发现，人们“被站台上的那个法国时钟里的两根棍子，不断像被鞭子抽打着那样满地乱跑，连自己的爹娘叫什么都忘记了”。对于像中国这样被迫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带来了时间的恐慌，梁启超是中国最早觉悟到必须改革的知识精英之一，他就意识到了时间形式的改变将对中国文化造成的冲击，他说过：“以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现代性的时间观是一种递进的单行线，它指向未来，一去而不回头。现代性的时间观也是一种进步观，相信时间带来的是进步和发展，时间淘汰了落后与愚昧。法国人把火车开进碧色寨时，坚定地相信这一点，包括那位心地善良的露易丝医生。铁路修到碧色寨后，把碧色寨变成了一个巴黎式的乐园，但是时间更像是一个魔术师，它使得“碧色寨的季节被打乱，时间被腰斩，人间的爱情结出错误的果实”，然后又让“大地重新归于宁静，万物依然按季节轮替，莺飞草长、春华秋实，错乱的时间重新归于有序”。也许这一切不过是时间上的错误。弗朗索瓦曾得意地对普田虎土司说：我们要给你们重新安排时间，但他大概没想到自己最终也被时间算计了！
范稳在云南边地碧色寨发现了一段被湮没的铁路，这也是一段被湮没的现代化历史，它让我们认识到，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何等的艰巨和曲折。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电视上正在播放甬温线上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新闻，我突然有了这样一种联想：今天的高速铁路与范稳所描写的这段被湮没的滇越铁路是接轨的，虽然二者之间相距数十年，但时间仿佛停顿了数十年，这多像是范稳在小说结尾描写的一个场景：当最后一列火车即将从碧色寨驶出时，“空留下高傲的三面钟孤独地守望着早已流逝的时间”。尽管高速铁路成为今天现代化高速度的象征，但高铁上的追尾突然让飞速的时间停顿了下来，我们有必要回到碧色寨，去看看那段湮没的铁路，它会告诉我们，现代化不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在我们的时间形式中，有循环，有扭曲，有停顿，但它永远不会让我们回到从前。我们要感谢范稳，他再一次把碧色寨车站的汽笛拉响，让人们对那段被湮没的现代化不再陌生。甚至我想，如果甬温线上的高速列车在出发前听到了碧色寨车站的汽笛声，也许就不会发生追尾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