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并非完人，处事太认真，有点“洁癖”，因此对人可能会“苛”，有时难免被人看成喜欢“骂人”，至今仍是他被骂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他所“骂”的究竟是什么人的什么事，究竟那些人和事值不值得“骂”，有些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弄得模糊不清，也已很少有人有兴趣进行认真的考订和追究。总之，“骂人”是不好的，心胸狭隘，人品和性格都有问题，更不符合“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的 MBA 企业管理和公关处事原则，以及后现代一切付诸嘻嘻哈哈的“时代精神”。
但只顾“骂人”的鲁迅，并不符合笔者阅读鲁迅的印象和感受。对于这种企图对鲁迅进行“性格刺杀”（character assassination）的责难，我也不想酱在繁琐的史实考订和枯燥的思想分析中，来为鲁迅辩护。篇幅也不允许。我只想举出些鲁迅“一反常态”和“前后矛盾”的事例，向那些想继续这样指责鲁迅的人们，请教请教。
鲁迅平生有好几件小事，处理得无声无息，很容易被人们忽略，但却很值得我们深思，也很令人感动。这里我只想说两件事，都发生在他后期“横站”时的艰难处境之中，其一是他不计前嫌，推介到处批评他的丘东平的小说，其二是他先是坚决拒绝，后来却主动捐钱给徐懋庸办“左联”机关刊物。
鲁迅与丘东平应该没有交往，但曾经参加过大革命和“一·二八”战役的丘东平，却对鲁迅很有看法。1933年，芸生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上发表长诗《汉奸的供状》谩骂胡秋原，鲁迅“从公意”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文学月报》提出批评，即著名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立即招来四位党员盟员联名发表文章反驳，批判鲁迅右倾，是“戴白手套革命论”，其中就包括丘东平，而且直署真名，“赤膊上阵”，可见他对自己观点立场鲜明的态度。据聂绀弩回忆，丘东平当时还因此起草质问信到处要求朋友签名，虽然质问信后来好像没有发表。丘东平可以说是左翼青年作家中，少有的、公然不以鲁迅为然的一位。鲁迅自然知道丘东平的态度，而且对他有分联署的反驳非常不满和反感，并曾对此向“左联”提出质问，却“不得要领”，不了了之。
按照一些人认为“偏狭”的鲁迅的惯常做法，鲁迅应该会对此事“怀恨在心”，一定会“骂”丘东平他们一辈子，有机会的话，说不定还会“打落水狗”，至少死也不宽恕。然而并不。就在《汉奸的供状》事件的翌年即1934年，鲁迅向伊罗生推荐丘东平的作品，希望他的作品收进伊罗生编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鲁迅为什么会“一反常态”，给丘东平“扬名海外”的机会？丘东平从未向鲁迅道歉，也肯定没有走后门约鲁迅请客吃饭，送礼疏通，原因只能是丘东平写出有水平的作品，为左翼文艺作出了实际的贡献，值得推介。而鲁迅向伊罗生推荐时，是从共同事业的利益着眼，没有计较个人恩怨与前嫌。我不知道认为鲁迅性格偏狭的论者，对此能有什么别样的解释。
至于徐懋庸，鲁迅是“骂”过的。在“骂”之前，两人的关系其实也不算密切，从他们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有点公事公办的味道，在后期尤其明显。徐懋庸虽然尊敬鲁迅，但因为周扬代表党，所以跟着周扬走，鲁迅应该是能够觉察出来的。鲁迅对周扬有看法，其中可能有性格上的冲突。鲁迅对一些类型的人物就是不喜欢，例如徐志摩与田汉合不来，没有办法。不过，鲁迅对周扬还有一条具体意见——看法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他认为周扬只会发号施令而不做实事。
1935年，“左联”经过两年多没有办内部刊物之后，终于决定恢复出版刊物。出刊物要钱，徐懋庸想尽办法筹措，包括向知名作家募捐。然而，鲁迅却两次当面拒绝徐懋庸，有一次还是在募捐宴会上当众拒绝，其坚决可想。但是，令徐懋庸大惑不解的是，经过重重困难之后，刊物终于印出，在他把刊物《文艺群众》寄给鲁迅之后三天，竟然立即收到鲁迅寄来的20元。
徐懋庸后来从鲁迅口中知悉，尽管“左联”已有两年多不出刊物，但口头上还是常常说要出，每月还向鲁迅收盟费20元，说是办刊物之用，而刊物则不见踪影，所以鲁迅已不相信周扬他们，对捐款办刊物自然断然拒绝。现在看到刊物，证明徐懋庸没有欺骗他，所以就寄钱支持他们。
从断然拒捐，到主动寄款，而且是支持一帮自己不喜欢的人物。毋庸讳言，其中世故与多疑自然起了微妙的作用。鲁迅并非“神”，他也有常人的弱点；但鲁迅到底也不是一般人，因为他能够克服常人很难克服的弱点。所以，在刊物印出的事实面前，鲁迅立即改变态度，从共同事业的利益着眼，慷慨给予支持。鲁迅并没有停留在“多疑”，终日对人疑神疑鬼，而是按事实和实际行动做出判断。鲁迅更没有按照自己的好恶画线，根据对方是否自己喜欢的人，而决定支不支持“左联”的事业。这一拒一捐之间，实在看不出鲁迅如何“偏狭”，反觉得他心胸开阔，非常实事求是。其实，责难鲁迅喜欢“骂人”，并得出他性格“偏狭”的论者，通常都选择回避事情的真伪，与道理的对错，而且还愿意忽略一个事实：鲁迅通常是被迫“骂人”的。徐懋庸是“打上门来”，已不用说；“创造社”等以鲁迅为批判目标，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梁实秋是有意识地找出鲁迅来开刀，新近亦已经考证出来。
鲁迅在该骂的时代被迫“骂人”，成了他日后被骂的原因，这事情本身，很耐人寻味。当然，把鲁迅针对具体事情的批评，当做对某人全面的盖棺论定，这种做法也确能令人愤懑不平，骂声四起，但跟实事求是的鲁迅又有什么关系呢？
（作者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