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相叠、充满良机的一年。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方面的关系学会也都热热闹闹地筹备着各种纪念仪式，我所在的孙中山纪念会（财团法人）已于去年开始陆续地举办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国际性研讨会，今年在东京和神户等地也将举办一些会议。虽然说这个革命是一次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性意义的政治运动，但自革命成功的那一刻，就注定其成果是惨淡的。

主角孙文，自建国之初就是“临时”的大总统！几十天后，将政权交给了野心家袁世凯，接着就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绝对忠诚于革命理念的一批同志纷纷倒在了袁世凯屠刀之下的惨剧。到头来，本已推翻了的封建政权，又因“袁皇帝”的就任使得斗争之火险些再次复燃。那以后，原本应该成为革命大统领的孙文亡命于日本，此后十数年，基于共和制的统一国家一直未能实现。

辛亥这一年，鲁迅正在家乡浙江绍兴。收到杭州光复的消息后，他不仅担任了支持革命集会的议长，还积极地投身参与了安抚民心的各种游说活动。绍兴光复后，王金发当了都督；而鲁迅虽然被旧知王金发聘任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但还是因学生和地方政权之间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变得难以为继。后来，应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之邀，马上转任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但这里也不是一块乐土。

在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等的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周树人（鲁迅）的心里，有着试图通过艺术教育来培养人格涵养的理想；这也是贯穿蔡元培教育哲学“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鲁迅上任后，在不久召开的夏季讲习会上讲了“美术略论”，可是，这个最大的出资人蔡元培也在短短的不到两个月里辞去教育总长一职，临时教育会议也把“美育”从学校课程中彻底删除。1912年7月12日的《鲁迅日记》里把当时的愤怒用“此种豚犬，可怜可怜！”这样一句话记录下来。

民国二年，通向共和制的梯子早早地被撤了下来。以反对从英国等列强国家附有条件的善后借款为借口，罢免（6月）了国民党党员李烈钧、柏文蔚和胡汉民等江西、安徽、广东都督的职务；并且在10月，袁世凯通过武力干涉选举当选了大总统，11月，最终将国民党非法化，并剥夺了全体438名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这时，在具有强大的军力背景和实施帝政、个人野心高涨的北洋军阀面前，那些基于如何高远的精神、只停留于理念和畅想中的共和制，都变得毫无意义、弱点暴露无疑。

阻止反革命逆流的第二次革命归于失败，许多人牺牲，孙文和黄兴也迫不得已同时流亡于日本。自那时到“五四”运动，中国的革命一直处于严冬时期。在这期间，1917年发生了张勋复辟的闹剧，鲁迅出于愤怒也离开了教育部。辛亥革命确实将亚洲最早的共和制国家带到了中国，不过，有关此后的历史，只能引证孙文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且满是苦涩的历程。

鲁迅在寄给当时还是他学生的许广平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第8封，1925年3月31日）

改造国民性，不仅是鲁迅从留学日本时代开始的梦，而且也成为贯穿于他作品的终生主题。鲁迅所谓的、必须改造的“国民性”，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国民性本身，不是固有的概念，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不过，对于当时的鲁迅来说，如果不改变通过自欺方式来模糊现实的“精神胜利法”，不管政治上如何变化，中国都不会有未来。

1919年发表的《孙文学说（心理建设）》中也记录着和上述想法极为相似的观点，曰：“夫去一满州之专政，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政，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

从孙文到蒋介石，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政治的主宰更新换代后，其理念和体制也都截然，这些都理所当然会对国民性产生影响。可是，我在将其与高唱“民主与科学”、“打倒孔家店”等“五四”时期的文化进行对比之余，不免要自问：这些影响究竟是在如何变化？孙文所追求的革命目标是否已完成了呢？现在的中国人应如何面对鲁迅所批评的国民性？（2011年5月24日《日本现代中国学会新闻通信》第33号〈卷首言〉）

（作者系神户大学名誉教授、日本现代中国学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