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在今天面临着困境。但是批评的困境并非来自批评本身，批评在任何时代都不见得比今天更幸运。因此所谓的困境，可能更大程度上缘于批评家自身的匮乏、软弱和不负责任。

今天的批评要有拒绝的勇气。布迪厄认为只有在对政治和商业的双重拒绝中，才可能获得文学场的真正自由。如果说1980年代文学和批评是以拒绝“政治意识形态”为己任，那么，当下的文学批评不仅要继续对“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变种和面具保持高度的警惕，更要对“商业意识形态”以及大众趣味保持判断的敏锐和批评的力度，只有真正独立于资本（政治资本、商业资本）以及通过资本建立起来的各种大小圈子、话语势力，才能发出有识见的、坦率的批评。这种批评要求我们不屈从于各种文学史的神话和文学史的偶像，不退让，不含糊，不满足于那些十分渺小的作品，不去赞美那些所谓说得过去的作品，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要求的：“对于值得赞扬的作家一视同仁地赞扬，对于不值得赞扬的人则一概不歌颂。”（《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第1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

真正的批评要求我们怀有敬畏之心，要求我们对历史、对作家和作品保持足够的尊敬和最大程度上的理解。毕竟，我们只能在短暂的有生之年见证文学和历史的过程，生命太短促了，而文学和历史又是如此漫长，因此，理解当下文学就是理解我们渺小的个体在这个时代中的搏斗和挣扎，而同情历史就是同情我们自己的局限和无能。惟其在“历史的同情和理解”视野中的批评，才会厚重踏实，才会逼近和洞彻我们的盲视和偏见，才能洞穿我们时代的语言腐败和精神腐败，从而作出恰当的判断、选择和裁决。

我们的时代需要真正有力的文学和真正有力的批评，我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我们时代的文学和批评持消极的悲观态度或廉价的乐观主义，这个时代更需要的是一种严肃的参与勇气和践履精神，我愿意保持这种精神和勇气，秉持独立、坦率、理解的批评立场，去理解我们时代的文学和一切有创造力的精神形式。

杨庆祥 男，1980年生，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在《文艺研究》《南方文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天涯》等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曾获《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第三届在南方最佳诗评人奖。著有《“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与实践》《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等，主编有《文学史的潜力——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等。

诗歌作品见于《星星》《诗歌与人》《诗歌月刊》《青年文学》等，入选《2008年中国新诗年鉴》《中国当代汉诗年鉴》等多种选本。曾获《诗歌月刊》全国探索诗大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