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有一部改编自同名中篇小说、名叫《凤凰琴》的电影，曾让无数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也让更多人得以了解在中国广大乡村，尤其是在贫困山村，有这么一群知识分子，默默坚守在启蒙教育、为国育才的神圣岗位，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数十年如一日，用自己的双肩，扛起了新中国教育的大梁，用自己的双手，夯实了新中国教育的基础。用刘醒龙的话说，他们是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凤凰琴》就是献给这些英雄的赞歌。

长篇小说《天行者》不但反映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乡村民办教育的艰难历程，表达了作者对乡村教育问题的深沉忧患和痛切思考，在反映乡村教育艰难曲折的历史、表现乡村教师矢志坚守、默默奉献的同时，也写出了生活的诗意、理想的亮色和人性的光辉。

中国现代教育起步较晚，旧式的启蒙教育，或曰基础教育，是以乡村私塾为主体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力未强，基础薄弱，在旧式私塾教育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学校教育，逐步对旧的教育模式加以改造，由私家供养到集体办学、民间办学（“民办”），才有了民办教育这种特殊的乡村教育形式。这种乡村教育形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直到上个世纪末民办教师逐步“转正”，义务教育制度推行，民办教育体制改革，近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起起落落、分分聚聚的艰难发展历程。《天行者》虽然不是历时性地全程介入当代中国的乡村教育史，但从它切入的这一时段看，却是当代中国乡村民办教育经历新旧转变、改革阵痛、社会震荡的关键时期。由在旧的轨道上惯性运行，步履维艰，到逐步引起关注，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援，乃至最终纳入农村教育改革和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迎来了一个可以预期的光明发展前景，这一切，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都得到了曲尽其致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作品中的界岭小学是当代中国乡村民办教育的历史缩影和乡村民办教育改革的微缩景观，毫不为过。

教育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立人”的问题。鲁迅当年曾把这个问题提到一个民族生存竞争的高度：“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就一个社会而言，如果连教育者的个性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精神人格得不到自由的张扬，人生价值得不到自由的实现，甚至为各种现实的条件所束缚、压抑和扭曲，很难想象他会有一种健全的人格和心智，去教育培养出一些真正在精神上自强自立的国民来。长期以来，当代中国乡村教育的最大失误，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轻慢和忽视。作品有一个中心情节，是民办教师“转正”问题。围绕这个中心情节，作者有许多让人心酸欲泪又忍俊不禁、备感荒谬的描写：一位长期瘫痪在床的民办教师，得到大家让出来的惟一一个转正指标，正襟净手，“颤颤悠悠”地填写表格，却在这庄严的一刻溘然长逝；一个年轻的民办教师，因为一念之差，利用手中掌握公章的便利，私填了转正表格，将同样是惟一的一个转正名额据为己有，结果不但没有遭到其他老师的谴责，反而顺水推舟成全了他的好事。原因之一是老师们怕毁了年轻人的前程，原因之二则是他如果不占用这个转正名额，其他老师谁也不会一个人先于他人转正，结果反而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最后，所有老师终于盼来了一次性全部转正的上级决定，但按文件规定，转正要有一定的从事民办教育的工龄，而这工龄，却要他们自己花钱去买回来，这又不免要让他们愁肠百结，求告无门。作者的这些描写，显然不是为了刻意煽情，也不纯粹是为了暴露问题，揭示矛盾，而是寄寓了他对中国乡村教育问题的深沉忧患和痛切思考。用转正来体现一个人的价值，本来就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情。尤其是对那些长期从事乡村民办教育，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乡村民办教师来说，更属荒诞不经。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荒诞不经的问题，却成了决定广大乡村民办教师的命运，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甚至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的“比生命还重要”的瓶颈问题。作者之所以把这个问题做了整个作品的情节主线，我以为，其深意就在于，他把“立人”的问题，即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问题，提到了发展乡村教育，也是振兴整个教育事业的首要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天行者》的这一立意，无疑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中国教育的积弊，也是一剂有力的针砭。

界岭小学每天用笛子奏国歌升降国旗的诗意场面，反复出现在《天行者》之中。我认为，这场面不仅昭示了一种崇高理想和爱国主义，同时还有别样的象征意味。用这种朴素的、原始的、简陋的方式，实现对神圣、崇高事物的礼敬和追求，难道不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乡村教师，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献身神圣、崇高的乡村教育事业的精神写照吗？如果要从《天行者》中寻找诗意，这诗意不是界岭的青山绿水，也不是学生的诗歌爱好，而是在界岭小学这“困厄之地”传出的“弦歌不绝”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