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近郊的葛瑞兹（GRETZ）市镇宁静得出奇，空气散发出雨后清香。已是下午5点，夏日的骄阳仍然似火，我携妻、女儿随熊师母丙安女士同往市府公墓拜谒熊秉明先生之墓。
这是2008年8月的一天，距秉明先生2002年12月14日“去时”相隔5年多了。时光飞逝，可对秉明先生的纪念则是刻入灵魂的。市府公墓坐落于城中，熊先生墓由黑色花岗岩垒叠，庄重凛然，三石矗立成对称状，恰如他艺术、理论相渗透的哲学人生，碑体的简括与线条的精神正是他坚实卓立的雕塑风格之显现。石质铮亮，镜面可鉴，它是法兰西土地上永不磨灭的中国墨，也是秉明先生一生对中国文化核心——书法之钟爱的形象写照。吴冠中先生曾在《铁的纪念》一文中有：秉明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应当获诺贝尔奖。可见这中国墨的文化意义和这纪念碑的历史定位。
碑，由碑基、碑身、碑冠组成。碑基是逝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碑身是逝者生命、生活的综合；碑冠则是逝者精神指向与后人评价。熊先生的碑身上铭刻着“Pin Min HSIUNG（1922—2002）”，单纯的只有一个名字，是苍茫世界的一个符号存在。碑以“天”为冠，这契合了熊先生淡泊明志而胸罗无形的哲学境界。碑基周围泥土湿润，石子放光，花儿竞开，辨不清是东、是西、是南、是北，周围墓碑上的石雕小天使映衬在熊先生碑体里，仿佛欲飞向人间……
我已忘然，久久伫立，似见秉明先生的微笑。我深知这碑的设计者丙安老师的苦旨，碑基的花坛上也显著地刻着她与秉明先生的名字“PM-AN”，生与死，命运相依，阴阳两极，秉明依然有知……
夜 访
1996年我工作于荷兰欧洲陶艺工作中心，是年12月我赴巴黎，去看那美术史上钟情的名作，也想去拜访熊秉明先生。因1993年我曾读熊先生著《关于罗丹日记的择抄》，心为所动，一本数十年前的日记影响了中国美术界，其卓见已深入人心。可这次拜访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2001年由杨振宁先生促成，熊先生访问南京大学并受聘担任名誉教授，应邀为南京大学百年校庆创作了大型雕塑《孺子牛》，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作品，也使他实现了让“牛”回归祖国母土的文化理想。在我放大“孺子牛”作品期间，我们于南京巴黎间书信频频，他希望我去巴黎工作室看看。访问艺术家工作室，远比看已完成的作品过瘾，在那里有艺术生命的胚胎，有阵痛后新生儿问世的第一声啼哭，有作品生成过程中艺术家的心路情感历程，有诸矛盾碰撞、分离、交合……有天机，有秘密。这次访巴黎，尤为重要的是看熊先生工作室，以圆旧梦。
谒熊先生墓的当晚我心绪难平，与熊师母谈旧话题至夜间12点，我丝毫无倦，师母见状知道我欲看熊先生工作室，自然也很兴奋，亲自驾车去。先生的工作室在同城的旧居，几分钟即到，时天空略有细雨。室并不大，可灯亮时，工作室每一个角落都放射出慑人的艺术之光。那些以石膏直接雕塑的头像，冷峻中微泛诗情的温润，那熟悉的塑痕，刀法是千锤百炼的句读，是熊先生哲思的斟酌。这里有我太熟悉的《鲁迅》《父亲》《母亲》。也有他为前妻之母瑞士老太太所塑的像，那与《母亲》迥然有异的形象却同样有着母亲的慈性。有他闻名的锻铁雕造之《鹤》系列，更有他所塑的各类人物头像，那些头像的表情有种本然的凝定、庄严、精粹。这是熊先生第一次见到他的老师纪蒙(Gimond)作品时的感觉，这种感觉迁移至我，乃至我对秉明先生作品的认识也印记着这样一种视觉判断。最能显示秉明先生内在本质的是他的《牛》和《骆驼》系列，这里不仅记录他去国还乡对故土的眷念，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雕刻本体的诠释。
雕刻要能充分表现其存在的生命力必须依赖强明的立体感，而强明的立体感是由严密的“面”所构成。熊先生以面与面构成的脊作抽象表达，建立雄深而厚重的体，直达精神之源，它借助自然沧桑变忽的山体与河流及其裂变与重构的张力以塑造形体，这一切统一于对宇宙哲理、人文情怀的关注中。这是熊先生对雕塑语言发展的独特贡献。在西方现代主义兴盛之时，熊先生熔铸东方天人同化的自然观于其间，使得牛与骆驼成为巨峰险崖、大地与山峦，充盈着生生不息的自然伟力。如果说熊先生在怀素、张旭、梁宽与八大山人之间找到了铁线的生命承载，并通过造鹤表现悠游的出世之境，那么牛与骆驼则表现了现世进取的意识。
工作室里也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作品，已被尘封。一件《云南马邦》的造像拙趣妙生，这在他作品题材中是罕见的。作为学者型雕塑家，熊先生抒情所依托的对象鲜见现实生活全身人物像。在他看来，头像可以构思，动物可以抒情，全身体态的表现则易于情节化与生活化。而这“马邦”勾起我对他《回去》一文的回忆：我将走自己的路，我想起昆明凤街茶店里的马锅头的紫铜色面孔来，我想起母亲的面孔，那土地上各种各样的面孔……那是属于我的造型世界的。熊先生离开故乡半个多世纪，那云南乡亲已成记忆。而记忆之形更接近于心灵意象，是出神之形。他创作了有别于人物生理比例的雕像，成为主体精神的印记。工作室内架上、地上、墙上、顶上满是雕塑，多半未完成。不同大小、不同造型、不同材质。石膏、纸、圆雕，立体构成……他曾在2002年10月致信于我，谈到鲁迅对于德国女画家珂玛勒惠支、比利时木刻家麦绥莱勒的推崇。因此鲁迅像的创作颇似版画，粗犷、炽热、简净、痛快。工作室墙上刻贴着一些创作手稿，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鲁迅与周作人像，鲁迅的方和周作人的圆对比鲜明，形式之中包含了作者对两位人物的剖析与深刻表现。我由衷敬仰熊先生对一个题材持续不懈的研究、探索，伴随着鲁迅形象在他想象世界的隐显，对表现形式与方式的求索也就一直未停息。工作室有台虎钳、三角锯、平刀、角刀、尖刀、拉弓，角落上堆了几袋未开包的石膏，少许泥。记得他以前曾告诉我，石膏能塑能雕，可以找到塑泥的意趣，也可以获得刻时的快感，是雕与塑的交响。他也曾从巴黎打电话给我，说石膏直接塑、雕的好处，且详细介绍方法。今天我终于在这些未完成的石膏作品中看到麻丝、木头和纸张如何夹杂其间，并有机同化，成为支撑精神的物质元素。看得出，熊先生石膏雕造的作品是在不断追问、追求一个存在的意义，并将这意义以造型而存在。所以，是形而上的。它远离凡相，建构心象。在那错位的体、形、面、线中饱含烦忧与悲痛、奋起与陨落。而他铁雕的鹤则是以中国文人炼就过数千年的书法之线和鹤的生命运动相契合，达到自由抒情、恣意歌唱。熊先生的这两类作品反映了他艺术生命的两种互为补充、相反相成的状态。其共同点皆在追求“罢如江海凝青光”的感觉，那静止中蕴蓄广阔的空间，在泥泞里腾踏出生命的希望。
不觉间，两个小时已过去，熊师母从架上抱起熊先生的面模，看着那石膏残留的头发和眉毛，我轻轻地接过，先生真如睡态，安详中微露诙谐与幽默，这正应了他“吾去时真大醉也”的行书。这是对生死观的“大自在”，我回眸，它融于一片茫茫石膏作品中，在“跌仆的水牛”和“嚎叫的狼”，在扑腾展翅的“鹤”与巍然耸起的“驼峰”间，在“父亲”、“母亲”、“鲁迅”之中，秉明先生“真大醉也”。
我该告辞了。
因为，明天我要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