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一个盛夏的8月，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柯岩文集》出版暨文学创作60周年”座谈会，与会者面对皇皇十大卷、600万字的《柯岩文集》，一致称她为文学界的“劳动模范”。在60多年的文学活动中，她在文学艺术的多个领域：小说、诗歌、散文、文学、戏剧、影视、评论等方面留下的创作成果，不仅当时有轰动效应，许多名篇也已留存于当代文学史。前不久当我又收到她赠送的两大卷140万字的《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散文选》，更为她以年愈八旬的高龄承担如此大的工作量而敬佩不已。柯岩是文学界最好地诠释了“作家”这个称号的人，这一说法，我认为决非过誉之辞。她不仅做到了生命不息、笔耕不辍，更重要的是做到了用文字体现良知，用良知反哺生活。

主编《与史同在》，柯岩由作家转换为选家，但是她一颗作家的赤子之心与蕙心兰质的本质没有变。《与史同在》所选的210多篇散文时间跨度60年。从新中国红色的胎盘、襁褓，天下第一坡——西柏坡会议召开到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从建设新中国到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直到记录汶川大地震中感天动地的事迹，《与史同在》以文学的形式记载了国史。书名也掷地有声。我尤为称道“选家”的眼光，她着眼于散文能够发挥历史记忆的作用。这是这部书的一大亮点，也是它的厚重之处。新中国文学60年的历程中，各种各样的散文选本不在少数，但像《与史同在》这种规模和视野的恐怕不多，它填补了中国文学的一个空白。其二，选家不仅有一个存史的愿望，还有善于扬葩振藻的美学眼光，她坚持这样的标准：入选的作品必须思想上乘、艺术精湛，有文学史价值。因此，名家名作又成了此书的一大特色。茅盾、巴金、艾青、冰心、刘白羽、秦牧、李健吾、杨朔、郭小川、魏巍等等，既有老一代的文学大家，也有新时期耳熟能详的名家；还有一些作者可能称不上名家，但是入选的作品却一定是名作。名家名作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散文信史。除此以外，《与史同在》还十分注意所选作家的代表性。除了大陆作家，文集中也选了相当数量的台港澳作家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是首次进入大陆读者的视线。《与史同在》中的作品虽多系作家被重大的政治社会事件触发了激情之后，所记述下的令人感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但并没有局限于宏大叙事，所以《与史同在》又呈现出审美的多样性。

作为一个差不多和新中国同龄的人，我读《与史同在》，其中多数名篇都是我所耳熟能详的。像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老舍《我热爱新北京》、杜鹏程《夜走灵官峡》、刘白羽《日出》、陶铸《松树的风格》、杨朔《荔枝蜜》、峻青《秋色赋》、吴伯箫《记一辆纺车》、李健吾《雨中登泰山》以及郭小川的《小将们在挑战》等等，这些引发了我的“十七年”情结，那是一个散文的黄金时期。同时也引发了我的“八十年代情结”。20世纪80年代为何值得怀念？因为当时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是社会仍然保持着纯真。我们怀念80年代实际上是怀念过往的纯真。书中周明的《徐迟与歌德巴赫猜想》、张海迪的《我的左手和右手》、马瑞芳的《煎饼花儿》以及柯岩的《有感于〈总司令换房子〉》、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贺捷生的《故里桑植帅魂归》、铁凝的《壁树苍生》等，达到了王维国所说的“写情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的统一。可以说，读过《与史同在》，你会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散文创作所体现的正面价值而骄傲、感动，你会看到中国灵魂被作家们打磨得发光的多个侧面。《与史同在》达到了与史同辉，功莫大焉。它使我又一次想起了列夫·托尔斯泰说的：“如果现在的孩子会因为我写的作品而哭而笑，而热爱生活，那我愿意用毕生的精力来写它”。这是选家柯岩所信奉的，也是每一个写作者应当信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