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王杨） 9月17日至18日，由中国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和日本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主办的“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数十位人文学者彼此分享了对中日韩三国从古至今相互间文化交往的研究成果，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民俗、语言、音乐、美术等多方面，丰富、开放的学术视野可说是此次研讨会的一大特色。

日本与中国在历史、地理上的关联具有很深的渊源，两国文化自古以来相互交融但又保持了较强的独立性。此次研讨会上，很多学者从中日两国文化的比较研究和中日文化交往、相互影响等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华典籍大量传入日本是在遣隋使、遣唐使制度实施之后，正是由于汉籍的大量引进，对日本的政治、思想、文化、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岐阜圣德学园大学教授黄华珍就以宋元版图书为例阐述了日藏汉籍的相关情况。宋、元两代在古代中国出版事业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但由于年代久远、天灾人祸，保存至今的宋元版图书已经寥若晨星。据黄华珍介绍，日本是仅次于中国的宋元版图书藏存地之一，有些日藏宋元版图书已经被日本政府认定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得到了妥善的保存和爱护。

日本作家中，有很多人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就是其中的一位。北京语言大学学者关立丹向学者们介绍了司马辽太郎的儒教观。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司马辽太郎曾多次访问中国，创作了多部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和游记、随笔等，如《坂上之云》《空海的风景》《鞑靼疾风录》等，在这些作品中可见司马辽太郎对儒教的认识。例如他在游记中认为儒教也存在着阻碍社会发展的弊害，对强烈的自我崇拜和对外界新鲜事物的迟钝提出了批评。不仅在哲学方面，很多作家对中国艺术也具有浓厚兴趣。北京语言大学学者周阅就介绍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中国美术收藏与评论。川端康成所收藏的22件美术藏品中，有近三分之一可算是中国的，其中包括“扬州八怪”之一罗聘的《野烧图》、八大山人的《群鹿图》等。从他的收藏和评论可见，川端康成更加关注和欣赏宋元时代的作品，另外，宗教思想也是川端康成文学与美术的重要结合点。通过研究，周阅认为，我们需要把眼光投向海外，关注异国对于本国文化的评论和研究，同时还应以跨学科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川端康成对于美术作品对文学创作的艺术浸染作用的肯定，以及他把美术与文学融汇在一起的观察方法，都可以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有益的启示。

近年来，日本、韩国的中国学研究者对中国沦陷区文学的研究活动日益活跃，并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此次研讨会上，日本学者大久保明男和中国学者张泉都以沦陷区文学为主题阐述了自己的研究。张泉在结合东亚中国学学者的观点和沦陷区文学研究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化相关研究的一种方式，即引入共时的体质差异和历时的时代转化两个维度，重新关注外部因素与文学的关联，进一步细化复杂的沦陷区文学评估，进而还原民国时期文学本来的样貌。大久保明男则简要地介绍了当今日本学界对中国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研究情况：日本学界更加关注日本作家，而中国学界更加关注中国作家。他对“东北沦陷区文学”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梳理，阐述了日中两国对这一“时空”下的文学在认识上的根本差异和对研究对象的“顾此失彼”现象，提出沦陷区文学研究应该跨越文化跨越语言向更广阔的方向发展。

汉学（中国学）具有跨文化属性。北京语言大学学者钱婉约认为，研究海外汉学，在注重汉学家著作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研究汉学家的异域历史环境和异文化氛围，注重研究汉学家与中国的关联，以及汉学家的思想学说对于双边国家的时代政治、思想学术的影响等。她着重分析了晚清民国时期日本中国学家代表人物如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白鸟库吉等人与中国政治和学术思潮的关联，指出其晚清时期多与维新派为伍唱和，民国初期与清朝遗老有较多关系与学术合作，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则支持和加盟新文化建设的基本思想倾向和学术立场。

韩国与中国的关系和文化交往同样密切，参加研讨会的韩国学者也从近代都市文化、两国文化交往、中国对韩国文化的影响等方面表达了他们的观点。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东天观察了作为现代城市文化空间的中国近代租界的作用及内在意义，并考察了目前韩国学术界对中国租界的视角变化：由历史领域开始，租界研究在近年来从多种层次向文化研究领域扩展。

日本能剧和狂言的产生可追溯到8世纪。今天，它已经成为了日本最主要的传统戏剧。这类剧主要以日本传统文学作品为脚本，在表演形式上辅以面具、服装、道具和舞蹈组成。在此次研讨会上，主办方特意邀请两位能剧表演者伊藤真也和中市笃志盛装表演，并由日本能剧研究者松田存做了详细解说。表演者身着传统能剧服装，用朴拙而抑扬顿挫的唱腔和特定的身体语言诠释出戏剧的内容，令与会者真切领略到日本传统戏剧独特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