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必须牢固树立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热情讴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生动展示我国人民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和创造历史的辉煌业绩。要引导文化工作者牢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神圣职责，坚持正确文化立场，认真对待和积极追求文化产品社会效果，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把学术探索和艺术创作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之中。”我们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文艺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就是不再沿用“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明确我们的文艺工作总的方向应当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二为”的提出，被人们称之为文艺领域历史转折的重要标志。在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30多个春秋的今天，《决定》再次强调文艺事业“必须全面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以为，这除了体现出指导思想的一贯性之外，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特别是对于激励当下提升文艺创作自信力，创造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有着强劲的推动作用。
那么，到底如何才能够真正创造出适于“二为”，且达到三个“无愧于”的优秀作品呢？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可能有许许多多的不同认识与解答。我认为，从文艺创作者方面看，当下尤为关键的问题是，创作者一方面要接通“地气”，同时则又要提升境界。为此，则很自然地关系到文艺家的定位选择。
凡自觉的文艺创作，都在选择中进行，显见者如选择表现对象，表达方式，选择判断视角与尺度，以及价值取向等等。作为创作者个体是如此，而作为一个时代的创作，也是如此。
选择是一种自由，但同时也是一种限定。文艺创作的选择亦然。对于有责任感的创作者而言，构成其“限定”的突出方面，是社会与民众，以及与之深层相系的文化机制。无论人们把文艺看得多么一般或多么特别，多么浅俗或多么高雅，多么自成格局或多么开怀兼容，在这一点上却是绝少例外的。从图腾时代到现代文明，人类历经艰辛。在这一伟大的历程中，虽然很难确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仰赖于文艺，但人们却早已认同这样一个事实：文艺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为相适于人类文明的需要而存在，而发展变化。需要往往就是限定文艺创作及其审美进向选择的直接原因，所以，所有文艺几乎都是一定人类精神的特殊“现身”情态，是一定时代之声的生动传达。
我们不妨就距今不远的“新时期”文学作一简要回顾，或可从中获得一些启示。中国的新时期文学，确曾出现过群星璀璨的景象。当时，许多作家将文学紧紧贴在心间，去接纳与传达历史的创痛、民众的情绪、时代的苦乐——文学为实践个人良知所发现的真理而存在，文学成为人格理想与生命价值的体现。这样的创作一出现，就紧紧抓住了成千上万读者的心，产生强烈共鸣。如《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故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都从较为广阔而复杂的向度，去表现特定社会境遇中民众体察至切的甘苦与忧乐。作品显示出强烈的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历史责任感。这一时期，作家及其作品在理解和感染世人的同时，得到了世人的广泛接受与理解。
可是，后来却有不少作家的选择在匆促中出现转向。其中创作上表现突出的一种态势，是在追逐所谓的“观念更新”、“文体自觉”的同时，作品却少了血泪，缺乏了情感力度，也忽略了现代精神和历史意识，因此，其震撼力与影响力明显减弱。至若某些灵感钝化、感觉泛滥而又“向内转”，或者明显以暴露性个人宣泄而淹没掉理性精神的所谓“创作”，更加缺乏与社会、民众进行审美交流的机缘。在一个时期，我们曾听到文学界慨叹声迭起，为文学的跌入“低谷”，或曰陷于“困顿”而表示深深的忧虑。应该承认，出现此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在此“多方面”之中，重要的一点，或者说关节之所在，是作者忽视了作为根性所在社会、民众这重要的因素，作者在急切“走向世界”的冲动下，或在“为下一世纪创作”的亢奋中，自觉不自觉地忘记了自己面前实实在在的接受群体的“期待视界”——一些作家热心于新花样的快速更替，而群体鉴赏力的升值却被搁置一旁。因此，即使我们不怀疑此间确有真诚和激情，但也终不可无视那凌空蹈虚、躁气浮荡的事实。现在看来，其深层次的原因中，无疑含有缺乏文化自信的问题。
巴金先生曾讲：“把心交给读者”！这是一种自信的表达，也是走向自强的基础。当然，这自信是以文化自觉为前提的，是脚踏坚实大地的选择。这意味着，文艺创作者首先要立足于其生存的大地，保持与社会、民众心灵上的息息相通。同时，作为一种精神世界的向导，文艺还需要以强有力的精神力度奋然跃起，不断突破已有的模式（包括那些近乎完美的固有格局），不断攀上新的高度，扩大审美视界，大胆追求独到与新颖，经过坚韧的努力，以至促使接受群体鉴赏力的提升。这是一种贴近与超越同态相谐的审美进向。这便要求文艺家首先能够沉下来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全身心地体察民生，倾听民声，并与民众进行心灵的沟通，以使其审美发现拥有与社会群体同步同态的基础。当然，在此基础上还要能够实现超越，以使其作品成为现代精神的向导，在审美发现上，有比接受群体超前的优势，导引群体迈向更高审美层次的进路。
文艺创作与社会群体的贴近，和在审美导向上的趋前，其间是有弹性和有层次的，可以留出开阔的天地，可供文艺家和接受者共同耕云播雨。道理很浅显，无论是文艺家还是欣赏者，都首先是社会存在的个体，而个体间往往是有差异的。如由于各人生活阅历、生存环境、文化素养等不同，便可能使不同欣赏者和创作者在艺术格调、审美情趣，以及理解和认识能力等诸多方面出现差别。因此，除去在文艺作品与欣赏者之间，正确理解文化适应的意义之外，更应通过文艺家与欣赏者的共同努力，在文艺活动过程中拓开多层次的交流通道。在思想内容健康的前提下，使下自文化水平偏低，上至专家学者，所有民众都能获得适于自己欣赏的文艺作品。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应有的特殊使命。
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在文艺创作的文化指向与接受者之间，出现审美上的适应与错位同时存在，是不足为怪的。这点在当代文艺活动过程中会显得更为突出。对此，不能以某种“超前”的美学理论一概判定，也不应该用固有的审美模式去简单化地加范划一。而是需要充分拓展文艺家与接受者之间自由感应的空间——自由可以把握选择的契机和创造的空间（欣赏也是一种创造）；感应可以在大的时代精神和新的美学追求面前呼应成趣，相互滋养。可贵的导向，可以使处于不同层次上的文艺家与接受者，都能去自觉地寻求审美鉴赏力的升值，而又都互不漠视，互不背离。在这方面，作家路遥与他的《平凡的世界》给人以一定启示。路遥将自己生命之根扎到了在情感上与他难以割舍的农村，以“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体察民众的甘苦得失，而因此写出的作品却迅速跨越山川，牵动了远非限于农民的多种文化层次读者的心。此可谓诚心可鉴，更可通！
应当承认，我们的文艺创作需要强健，我们的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对于文艺家来说，尤其需要沉下来悉心体察，锤炼心志，同时还需要有能力、有才情跃上宏阔的，甚至能以独特的审美发现穿透历史与现实的高度。这当然是有难度的。可正因难而方显可贵，对于高品质的文艺创作而言，尤其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