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戏如人生。文学是人学，戏剧也是人学。人有特点，作品就有可能跟人一样有特点；人格不完善，作品永远不可能完善；人格完善，作品的思想自然就可以崇高，作品的品格就有可能相对完善。

郑怀兴身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内在气质。他的率真，令人感到极为“可爱”，甚至还有一颗永远不变的童心。他有时又像一个不合时宜、不愿随波逐流的倔老头，不轻易迁就，有时甚至“一意孤行”，有点近乎他自己刻画的“傅山”。他有艺术良知，有担当意识。他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心里始终怀念艺术，痴迷戏剧文学创作。他是寂寞人读寂寞书，平常人写不平常戏。 他的作品有好几种类型，总体上偏于一种大气、大义，使人感到“有一股酸辛、苦涩、忧伤、焦虑、悲愤的潜流在流动”。有诗情的哲理思辨、思想的灵光闪现，又有可感、可意会、耐人寻味的艺术形象。深入浅出，亦庄亦谐，该雅就雅、该俗就俗。他有很高的悟性，能较早地注意使自己的戏曲文学力求拥有“本色”、“当行”、“传神”、“写意”等审美特性。

上世纪80年代，郑怀兴即因写历史剧成名，到现在过去了将近30年。“成名”难，“守名”更难。在艺术上，作品不媚俗，不降格，不为单一的戏剧“观赏性”而改变创作主张，不为评奖、稿酬等名利所左右。有一回，他的一部新戏在某个赛事中失利，剧团对此很在意，但他却不以为然。 他的创作贵在坚守，坚守戏曲阵地，坚守艺术品格，坚守精神家园；贵在敢于坚持，保持自己，但又不至僵化和固步自封。

郑怀兴把剧本创作视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除了写戏，他心无旁骛，别无他求。没有什么比写戏更能让他来劲，以致让他痴迷一生。他是“写”戏而不是“编”戏。他不是为写戏而写戏，更不会为钱而写戏，他写戏往往是“为兴所驱”，“兴致所致”。他写历史剧，是借历史酒杯，浇胸中块垒，创作欲望和冲动往往是不可抑制的。因此，他的戏是生活中酿出的甘醇，是心中的诗与歌，是闪烁着灵性之光的思想火花。

一个剧作家，一辈子能留下一两件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就非常了不起。上世纪80年代，他因创作《新亭泪》《晋宫寒月》等而成为“传神史剧”的代表性剧作家之一，引起剧坛广泛瞩目。30年后他的创作势头不减当年，创作出了《傅山进京》《寄印传奇》《青藤狂士》等大戏，再度受到剧坛好评。这些年来，他的戏依然保持了高格调、高品位，丝毫没有迁就和迎合观众。郑怀兴在创作中除注重剧本的文学精神和品格，也强化戏剧性的编织和完善，强化对“戏曲化”的追求，探索着种种既有传统性也有创新性的舞台艺术形式。

《新亭泪》和《傅山进京》都是郑怀兴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剧佳作。两剧都有积极、深刻的思想主题，尤其都能给当下带来思想启迪，格调高，思想性、文学性强，注重历史精神与现实的、人生的共通共鸣。《傅山进京》写得更加集中、凝练、简约，更有“传神”、“写意”的精神，更加“本色”、“当行”，为演员提供了更大的表演空间。作者说，“我在写傅山，傅山也在悄悄地改变我。”这种改变是自我心灵与傅山思想、傅山的“曲尽人情”自然碰撞激发的思想火花。他把戏写得如此曲折好看，气韵生动，充满机趣，尤其内在戏剧性强，好看、经看、耐看，但又不乏思想性和文学性，这是难能可贵的。戏曲是最需要打磨的，戏曲界有“十年磨一剑”之说。戏曲创作客观上需要剧作家的某种坚持，也需要某些磨合，甚至寻求某些突破。

在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郑怀兴便以创作实践回答了这一问题。如果说《新亭泪》比较讲究“大实而小虚”的原则，即大事不虚、不糊涂，小事不拘，那么《傅山进京》则并不局限于此。最精彩的部分恰恰在于用 “大虚而小实”的方式写戏，如皇帝玄烨借太后生病，要请傅山入宫诊治，却被傅山“依发辨症”，以及皇帝玄烨与大文人傅山“雪夜论字”就是“大事虚”。而这两人对书法的同好，论书论人的观念都有出处，傅山也确是医学家等又是毫无争议的“小实”。还有如第一场傅山唱词中所唱的到红土沟与姚大哥看戏、喝酒等小情节，历史上真有其事。“文无定法”，写戏无“公式”，历史剧的写法多种多样。有时完全可以通过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通过局部的或细节的真实，来反映特定人物关系和所处特定历史情境、背景下的个体的心理发展轨迹的真实可信度，来刻画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

“大实而小虚”和“大虚而小实”， 这两种手法都是历史剧创作实践得出的宝贵经验。其本质都讲求特定历史氛围下人物心理发展的合理性和人物心灵、性格的真实可信，以最佳效果传递历史精神、意蕴和人物神韵，寄寓人文关怀，贯注人生的哲思，同时注重的，还有人性的揭示，思想的烛照等等。这是创作者根据不同题材、不同审美价值取向采取不同的艺术处理方法的必然选择，反映了严肃的艺术家认真的艺术创作精神。《傅山进京》等剧出现的“大虚而小实”的艺术处理，不知是否可以视作新时期以来历史剧创作手法的一种丰富和发展，抑或历史剧艺术上的一种创新或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