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杂志以专刊的形式，推出了三期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的青年作家和作品，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是没有过的。作为少数民族的文学工作者，我感到欣喜。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到现在，一大批的少数民族作家，比如老舍、玛拉沁夫、张承志、阿来、扎西达娃、乌热尔图、吉狄马加、叶梅等等，其成就与汉族作家是不相上下的。但是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少数民族作家，包括“60后”、“70后”和“80后”，距离有所拉大，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和关注。

其中当然有各种复杂的原因，我只想谈谈作家自身的问题，比如对自己民族语言和民族应该有自豪感和自信心；很多作家对自己民族身份和归属感焦虑的缺乏；民族文学不应只停留在歌功颂德或怀旧的迷梦之中，无法反省自身的问题以及面对各种新的矛盾。

最近读了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文学对话录《行话》，其中他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辛格的对话谈到，波兰作家舒尔茨是位犹太人，但他没有用本民族的依地语写作，而是用波兰语写作；美国的辛格却用依地语写作；卡夫卡则是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三位作家相比，卡夫卡的同化程度更高，但是三个人中卡夫卡被公认是成就最高的，或者说他是超越民族的。所以，用什么语言写作，对一个大作家来说可能无关紧要。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少数民族语言是母语，汉语是父语，这样说是否恰当需要讨论，但是它对我们理解在汉语文化环境中生长的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是有启示意义的：我们应该怎么使用汉语，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自己的母语。

我对能用两种语言创作的作家，比如蒙汉、藏汉等，充满敬意。因为在这种过程中，作家可以吸收两种语言中最美最准确的言辞来表达自己。赫塔·米勒在诺贝尔获奖词中曾说：“在我老家巴纳特的德语方言里，‘眼泪’这个词听起来就像罗马尼亚语中的‘火车’，所以火车车厢在铁轨上磨出的尖厉声音总是让我听起来像是哭泣。”她还说：“罗马尼亚语中‘手绢’这个词就是‘绢’，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罗马尼亚语多么有感悟性，可以让它的词汇直指事物的核心。”她最后说：“归根结底，我们能用的词汇越多，我们就越发自由。”

虽然这些作家的感知有时候是分裂的，但是他们有“双重视界”，他们操着双语，有两种文化的背景，如同门神有两张面孔，既能进入都市文化，又能进入地方文化，却又可以游离于两者之外。

本雅明说：“语言自身包含了引起情感回响的隐喻、知识和联想的沉积，当人们注意到它们，就可能有所发现和启示。”所以，语言是个奇妙的东西，它既是独立的排它的，也是开放的，一旦一个作家掌握了两种语言，那他的眼光和境界肯定是飞跃性的。

在这三期青年作家专刊里，我最喜欢的却是两位藏族作家的小说，尼玛潘多的《城市的门》和拉先加的《影子中的人生》。《城市的门》写一个乡下的藏族女性怀着孩子来到城市寻找孩子他爸的故事。我感觉她寻找的过程也是她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过程。她由寻找，到开始乞讨维持生存以期待孩子的降生，然后是忘记寻找，只想留下来感恩收留她们母子的人，之后就是憧憬着如何把自己的孩子养大成人。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的一切行为都是出自女性的本能，或者说是一种非常朴实的生存意识。她的伦理和逻辑很简单，孩子要有父亲，人家对我有恩我必须报答，孩子出生了，我就要把他抚养成人，哪怕他的父亲是个无赖。小说里写道：“多吉的脸也不再时常浮现，渴望见到多吉的愿望也不强烈，对他的恨意好像也在冲淡，相反，当腹中的胎儿轻轻地踢着她，她就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亲切的，爱怜的，好像在用踢的方式撒娇地告诉她，我要吃饭。”这一段让我想起铁凝的小说《孕妇和牛》，那个怀抱着自己肚子的孕妇，看着墓碑上刻的字，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她想象着将来如何让孩子认字，非常让人感动。在《城市的门》女主人公的想象中，城市是个猛兽，但是她没有将小说纠缠在乡村与城市的矛盾上，而是让她一步步体验和接受着城市的一切，哪怕城市的门有一天会向她关闭，她也要试图在横在她与这个世界的墙上凿一扇门。这是一个善良的对生活充满乐观坦荡执著的女性，也许以城市为象征的这个世界注定不会给她一扇门，但是她的勇气和信念让我感动。

《影子中的人生》出自70年代末出生作家的手，而且是用藏文写作，让我非常的意外。小说的写法有些荒诞，也非常现代。他通过一个年轻人与影子的关系，表达了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影子是自我的返照，也是另一个自我，他借助模仿各种影子的游戏，表达自己的感悟，影子也是他认识世界认识他人的一种方法，人离不开影子，甚至他的妻子也是影子赐予他的。

另外，小说还有对权威的反抗和对自己民族的反省。这一点非常可贵。我不懂藏语，我很惊奇古老的藏语可以写出这么现代又充满象征意义的小说来。联想到扎西达娃、阿来、还有刚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次仁罗布，我发现藏语也许是最适合写小说的语言，就像蒙古语最适合写诗歌一样。

在蒙古族“80后”专号里，有《稚凤清声》《情缘》《那年夏天》《片片枫叶情》《503号宿舍》《我的女老板》等文章，如果不看作者的蒙古族署名，我会以为是汉族作家“80后”的专号。只有《巴拉嘎日河边的故事》像是蒙古族作家的作品。而这些作品的内容也恰恰印证了他们的题目，让我内心充满了矛盾。萨日娜的小说《情缘》有一句话：“蒙古族孩子自己嫌弃自己的语言，不学母语，那我们蒙古人的未来怎么办？我们不能淘汰自己，民族的明天全靠他们。”我们不能强求城市蒙古人的后代要学蒙古语，但是我希望他们能站在蒙古人的立场和身份写作，而不是模糊甚至逃离自己的归属。

让我感到欣喜的是一篇散文，照日格图的《怀念一垛草》。它通过打草与草垛将故事穿起来，表现蒙古人质朴真实的生活和命运。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细节让我感动。它既让我们了解了草原秋季的景象，又让我们细致地看到了在打草的劳动中牧人的生活。它是生活的记录和写真。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只知道绿色的草场、穿着光鲜的蒙古袍的牧民，还有像盆景一样的不真实的旅游点，所以真实逼真的生活才会让我们新奇和感动，而其中蕴涵的纯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生存经验也更有价值和意义。

几首诗歌比如《忽必烈狩猎》《母亲，请谅解我在子夜开灯写诗》《不羁的心》等都是不错的。我一直认为，蒙古族是诗歌的民族。

维吾尔族青年作家的作品，我比较喜欢的有《苹果树下的梦》《迷雾》和《白蝴蝶，黑蝴蝶》，诗歌中买买提的《清晨独白》很好。

我曾经在一篇叫《怀疑主义者、“外星人”与尴尬的一代》的文章中说“80后”的作家是“外星人”，这其实是我阅读了一些汉族作家，如张悦然等作家的作品之后的感慨，他们确实有与前辈作家不同的地方，同时“外星人”也是我对“80后”以及更年轻作家的期待，我希望他们写出不一样的东西来，超越前人。但是真正让我触动的作家和作品着实不多，很多评论家对此给出了非常可笑的理由：他们还小，还是孩子。当年，玛拉沁夫写《草原上的人们》的时候21岁，浩然发表第一篇小说《喜鹊登枝》的时候24岁，王安忆是在25岁出版了她的处女作《雨，沙沙沙》，余华的成名作《18岁出门远行》发表的时候也不过26岁。

所以我们有义务向“80后”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期望。“80后”们也应该给自己制定更高的标准和目标。引述法国哲学家吉尔· 德勒兹的一句话，送给我们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们——“写作就是发现自己未开发的地方，自己的方言，自己的第三世界，自己的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