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跃辉《红鲤》

向“文艺范儿”致敬

《红鲤》（《山花》2011年第10期）通篇像一场梦境：两个来历不明的青年去到一个山林中，轻易便建造起了自己的乌托邦——一所小屋，因为“天是天自己的，山坡也是山坡自己的”，这样的逻辑似乎只在梦中成立，这样的情境、这样的时空感也只在梦中才会出现。两年后的一天，“我们被哭声惊醒”，并就此开始了莫名的不安和恐惧。“哭声”何来？不安和恐惧何来？“会有一个人出现，给我们带来确切的消息”，这“确切的消息”又是什么？这一切都处在朦胧和不确定中，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如月光下的一场梦游，文字也像镀上了一层淡淡的月色，平滑、朦胧、怅惘，有一种迷离缭绕的诗意；又如热带雨林中暴雨将至的潮湿沉重，明快中伴着晦涩；像一则寓言，又脱离了寓言那种与现实一一对等的简单化处理。结尾处，水珠四溅、群鲤飞舞，更是如一段华美的电影慢镜头，给这则梦想镀上了一层超现实的金光。

读惯了琐碎寡淡、充斥着各种“生活流”的所谓现实主义小说，这样“出离”规范、恣肆梦想的小说令人于畅读中微醺。如今，小说世界再无“顽童”，大家都在比赛谁更中规中矩，比赛平庸，而浪漫、诗化、梦想……这些“文艺范儿”已被鄙薄或遗忘。读完《红鲤》，不由得要向这种坦诚勇敢的“文艺范儿”致以一份小小的敬意。

杨遥《雁门关》

消解神秘

《雁门关》（《上海文学》2011年第9期）通篇以“我”的内心独白组织情节，文字疏淡、老到，却又蕴含着真切的忧伤，更有一种单纯的力量。“雁门关”既是一个确切的存在，又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如同一个试金石，“我”分别在人生几个不同的阶段前往，动机、过程、结果各异，由此得出的况味也迥然不同。结婚之前，“我”曾经把家乡的雁门关当成一个“筹码”讲给妻子家里的人听，“去雁门关”果然成了妻子一个强烈的心愿。然而，世事难遂人意，雁门关仿佛近在咫尺，妻子却一次次错过机会。终于，北京来了几个朋友，“我”和妻子倾其所有地款待，雁门关自然也是款待客人的一个最好的招牌。这一次似乎可以让妻子一偿心愿了，却又因为客人临时增加了人数，让妻子的期望再次落空。妻子的隐忍、善良、伤心和脆弱，雁门关的荒凉、残破、颓废，突然使“我”备感疲惫，人情、友情易碎而温情的面纱似乎也随之被消解。客人们没赶上返程的火车，“我”终于不再假意挽留，送他们住进了洗浴中心。从此，“这个现代的洗浴中心和古老的雁门关一样，离我遥远了起来”，“我”在完成对“秩序”遵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秩序最彻底的躲避和抵御。 （刘凤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