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从一种时间概念演变成一种价值判断，它的理想主义情怀覆盖了已被阻隔的往昔，这些已渐渐消逝的人生经验与理想情怀，今天仍然潜在地影响着我们的判断，从而形成一种叙述和阅读上的召唤。格非的“乌托邦”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春尽江南》大体仍旧没有跳出这种召唤，并最终完成了一个乌托邦叙事在中国的百年轮回。

小说的虚构模式是我们想象、叙述、回望“中国”的方式。《人面桃花》记录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对未来新世界的期待和探索，《山河入梦》聚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对理想社会的实践和失落，《春尽江南》探索个体面对时代巨变的困惑和无力。从辛亥到当下的百年间，作为乌托邦象征的“花家舍”由理想、虚幻走到了面目全非，对于未来的期许和想象换做了失败的恸哭，而在作者眼中，前行的道路却依然如雾霭一般迷蒙不清。

《春尽江南》的时间叙事贯穿诗人谭端午阅读欧阳修所著《新五代史》的始终，跨度不过一年，但是20年间的历史在其中重现与闪回，过去与现在构成了一种不断对话的关系，并且通过这种对话透视了个体在社会变革中的生活轨迹和思想变迁。小说并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写的不过是众生百态、鱼龙混杂、浮皮潦草、庸碌无为。上世纪80年代那欢愉、葱茏的理想主义情怀散失之后，文学青年们大都经历了或潜隐或跌宕的精神变化，这似是一种困惑与艰难，尤其是在面对20年后隐晦暧昧的生活，并与其两相对照之时。当“诗人”由时代先锋变成不无揶揄的陈旧称谓，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随风而逝，对于乌托邦的热情终究不过是缺乏行动力的沉湎与凭吊。良时不再至，或者说，良时何曾至？

小说大量又密集的出现seven-eleven便利店、沸腾鱼乡、Lipton、EsteeLauder等等符号名称，这些现实生活的商品符号和标志，并不能改变小说中对于时代的疏离情绪，反而显得刺眼和突兀。与此同时，婚姻、伦理、道德、法律、教育、家庭，这些把握社会主脉的问题纷纷登场。从这个角度而言，《春尽江南》可以说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然而小说中的人物却缺乏一种现实主义精神。谭端午无力招架却又无法逃脱的现实生活，被幽魅的迷雾所笼罩，现世在作品里无法获得合理的解释。主人公的工作、婚姻、人生选择不过是一次次偶然事件叠加的结果，他的失语和困顿，使得他在琐碎的现实中无异于贴地飞行。或许原因正如作品中所说，“凡事都是一个‘混沌’，它禁不住刨根问底”。

上世纪80年代在小说中是个重要的时间段落，那时端午还是个诗人，意气风发、放荡不羁。这之后，端午回到家乡鹤浦，结婚生子，在地方志办公室消耗光阴。在80年代，家玉还是名叫秀蓉的纯情少女，相信诗人和爱情，在90年代，改了名字的秀蓉蜕变成干练强悍的律师，对过去绝口不提。一个满怀理想主义的时代结束了，曾属于诗人的文化骄傲也日渐稀薄。格非在新作中展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无论是无为还是入世，终都没能逃出一个“空”字。《春尽江南》是一部哀书，站在时间的对岸回望，众人皆有无力挣脱的迷惘。这种迷惘与逝去的理想主义无关，与对物质的过分依赖无关，与社会的翻云覆雨无关，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人之本质的困惑与无奈，前代今世的人都难免一样的凄凄惶惶，也只有如欧阳修一般感叹“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小说难掩欲说还休的悲凉，“泛若不系之舟”也无非是个自我解脱的借口。江南的诗意和风流，五代的风花雪月和伤情追怀，时空的坐标暗示了端午的迷恋和文化乡愁。中国文人得意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几乎从来如此。挫败后的退路是隐逸，在古书的人生经验里，毕竟还有着这样一种人生选择。90年代的端午选择的其实就是这样一条退路，他用消极和无为来应对这个世俗社会，然而无论是时代的因循还是陡转，乌托邦的幻想却最终逃不过“人面桃花空流逝，不见山河入梦中”的结局。

小说第四章夜与雾中对花家舍的描写可以看到《红楼梦》中太虚仙境的影子，它独立于天地之外，极幻极真。它作为一个寓言始终飘荡在格非对于文本的架构中，所以即便小说充斥着现实生活的庸俗、自私和琐碎，但一直有一种未知的、危险的疏离感在其间。格非创作上的魔幻现实主义倾向是他的底色，它或远或近，但一直都在。乌托邦作为一个虚妄的梦境和飘荡的灵魂，寄托在花家舍的现实存在之上。然而，花家舍却最终沦为一个半新不旧的景观，一个销金窟、一个被商业化包装后变了味的地方。它曾是作者心中的乌托邦，是前行的目标与希望，却最终被损毁殆尽，乌托邦三部曲最终画了一个虚妄的圆圈。格非在《春尽江南》里只是描述日常生活，不追问，不判断，也不回答，生活自身展现着它生动的复杂性，最后的出路究竟是端午的释然与反省，还是家玉未能诗意地生却完成了诗意地死，亦或是绿珠放弃了想象中的乌托邦，回归一种踏实而朴素的生活？作者对此讳莫如深。小说以端午没写完的6行短诗《祭台上的月亮》始，以续写至60行的长诗《睡莲》终，所有的欲言又止，所有的微言大义，成为现时与往昔的绵延指引，终究渐入澄明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