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再度崛起

山西有一个强劲的短篇小说创作传统。在60年的文学发展中，短篇小说无疑是最有实绩的一种文体。它曾创造过两次文学高峰期。一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山药蛋派”时期，赵树理以及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等老一代作家都以短篇小说著称，发表了大量土色土香而又雅俗共赏的艺术精品，已写入文学史册。第二次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晋军崛起”时期，成一、李锐、张石山、王祥夫、曹乃谦等一代实力派作家，长、中、短篇小说并举，但他们起步、成熟于短篇小说，创作了一大批思想新锐、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成为那一时期的经典。

尽管山西的短篇小说佳作众多、风格各异、写法不同，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依然可以找到一种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开放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品格。不管是“山药蛋派”作家，还是“晋军”作家，都有一种自觉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从社会的底层走出，对普通民众有一种深切的理解和感情。他们选择现实主义文学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在题材上往往选取的是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变迁和重要方面，在创作重心上都努力塑造富有深度和个性的人物形象，在艺术表现上则追求一种朴素、精练、厚重的形式和风格。而在取材上以农村和农民生活为主，以工业、城市、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创作，发展一直缓慢。这是山西短篇小说的特色，也是它的局限。

新世纪初期，更年轻的一代作家悄然地、陆续地走上文坛，并显示了他们独特的素质和风采。如果从山西作家的族谱上去划分，他们应当属于“第五代”。他们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大多数生于70年代。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村，也有一部分出自城镇，对底层生活的体验，是他们重要的人生资源。他们比50年代作家的文化学历略高。他们散落在社会基层，当农民、做教师、搞文化宣传、进城打工……他们涉足文学，源于对文学的喜爱和钟情，并没有太多的功利目的。他们对山西的前代作家和作品，虔诚地学习借鉴，但绝不愿邯郸学步，丧失自我，更期望超越前代、取法多师，重塑自己。

在山西青年作家群落中，诗歌、散文、纪实文学乃至科幻文学（如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小说）等领域，都不乏才俊，硕果累累。而小说是其中最整齐、最精悍的一个方阵。十几个富有潜质的青年作家又均把短篇小说作为他们的主要文体。他们通过短篇小说出道、成名，又通过短篇小说锻炼、提高自己。短篇小说是他们的根基、标志。具体分析，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长、中、短篇小说乃至其他文体兼而写之的作家，如葛水平、李骏虎、闫文盛、孙频、张乐朋、燕霄飞等，他们兼写多种文体，而短篇小说也毫不逊色，成为他们创作中的重要部分。另一种是主攻短篇小说、其他文体为辅的作家，如王保忠、杨遥、杨凤喜、李来兵、手指、小岸等。他们把短篇小说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在读书、写作中刻苦探索它的艺术规律和奥妙，推进着短篇小说的发展。

“写什么”的继承与突破

回顾既往山西短篇小说，可以发现，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性作品，往往有两个特点，一是深入地表现了社会现实生活，二是塑造了独创的人物形象。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和最大“亮点”。从整体上看，山西新锐作家们深受山西前辈作家的言传身教，在这两方面作出了自觉的努力，并有所突破。

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在新锐作家的创作中不乏佳作。它们或许还不够宏大、深刻，但却格外真切、细腻，带上了他们这一代的色彩。这里首先要说到王保忠，他秉承了山西本土作家的较多思想与精神，直面晋北农村的社会变革与突出现象，切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矛盾深层，揭示了社会现实的脉动与走向。《家长会》讲述发生在博人中学“家长会”上的一番冲突，冲突代表了以“煤金”为标志的世俗文化与人民教师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一场较量与博弈。作为学生家长的煤老板余黑子自恃有钱有势，显得狂妄、狡黠、霸道；而校长汤河肩负教书育人使命，一派正直、严厉、清高。从二者的对峙与斗争中，我们看到了当下社会的扭曲以及人民教师身上的良知、正义和力量。同样是晋北作家的李来兵，对农村现实生活也有较深入的洞察和把握。他的《别人的村庄》，把一个普通村庄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写得入木三分。我们看到了现实乡村政权的变质、村干部的腐败，以及底层民间力量的崛起和它自身的脆弱性。此外，李骏虎《留鸟》写城郊农村大拆迁中农民对土地和传统生活的留恋，李燕蓉《飘红》写全民炒股大潮中一个简易股票交易所的兴衰历程，都是表现当下社会生活的优秀篇什。

底层文学的凸显实际上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深化与扩展。山西新锐作家在底层文学创作中，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和贡献。杨遥的经历曲折，对底层社会有着广泛了解和深切体察，他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定格了底层社会的一幕幕情景，雕塑了浮雕般的底层民众形象。《二弟的碉堡》描述了一位粗俗、大胆、不择手段“发财”的家庭妇女与贫穷、世俗、传统的乡村社会的对立与较量。《谯楼下》刻画了一位以卖碗托赚钱“拉边套”的男人的艰辛屈辱以及对被损害的女大学生的同情与维护。这些作品斑驳凝重、触目惊心，而又发人深思。张乐朋是一位有个性、有追求的诗人，近年来改换门庭“染指”短篇小说，在他的《童鞋》《偷电》《边区造》等作品中，独辟蹊径，深入揭示了底层人物身上自私、卑劣、狡猾、盲从、残暴等人性和文化的“劣根性”，是对现代文学“启蒙”精神的继承。

表现城市社会以及各种人物，一直是山西文学的薄弱环节，近年来却在新锐作家的手中得到了较大改观。他们描述城市变迁、公司内幕、富商隐情、打工者生存等等，使山西文学的面貌突然变得多姿多彩起来。李骏虎有两副笔墨，既写乡村也写城市，而且两幅笔墨都已达到了熟能生巧的程度。《局外人》《流氓兔》是城市题材的优秀之作。前篇写一位身涉危局的“官员”逃到一个陌生城市感受到的梦幻一样的自由和爱情，揭示了上层人物荒诞的生存和深重的危机感。后篇写一家公司复杂、多变、紧张的人际内幕。“80后”的手指，作品不算多，但篇篇精到，篇篇出新，显示了他对社会的独到观察和创作上的严谨。他最拿手的是对城市同代人生存与精神状态的描写。《我们干点什么吧》《我们为什么没老婆》是他的代表性作品。两篇小说写的都是“80后”一代年轻人，他们没有精神追求，没有谋生能力，在现代生活中随波逐流、吃喝玩乐。他们渴望“干点什么”，但屡试屡败、一事无成。他们渴望爱情和家庭，却两手空空，幸福离他们越来越远。空虚、期望、焦虑、叛逆，成为他们基本的精神状态。手指没有给出这一代人生存和精神的出路，但能把他们的精神世界描绘得如此鲜活、精准、传神，提出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此外，燕霄飞的《红云》写大款老新去寻找昔日邂逅的山村和女孩，闫文盛的《掌上的星光》写打工者许蔚以骗婚为职业带来的家庭悲剧和精神创伤，都出色地表现了城市的腐化堕落和不同阶层人物的精神扭曲。

山西新锐群中还涌现出几位女性作家，她们在表现爱情、婚姻、家庭领域方面，可谓得天独厚、各有千秋。小岸的小说单纯、明净、好读。《熔》《茉莉花》等反思了爱情上的随意、不专等现象，歌颂了一种纯真的、传统的高尚爱情。孙频同样专注于表现人的情感世界，她目光锐利、视野开阔。《鱼吻》洞幽烛微地展开了现代青年男女之间，那种混沌、复杂、错位、畸形的爱情关系和心理碰撞，雕刻了韩光、江子浩两个独特的青年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别样的社会人生图画。

山西新锐作家深受前辈作家的影响，继承了写人的良好传统，在他们的作品中谱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王保忠倾心的是乡村社会中的普通人物，发掘的是他们真善美的人情人性。《美元》以20美金为道具和线索，凸现了一位固守着淳朴、善良品格，在现代文明和金钱面前由向往转向舍弃的山村姑娘形象。《前夫》一笔写了两个人物：真诚宽厚、温情自尊的农村女人巧枝和穷则思变、富而仁厚的煤老板“前夫”。我们从这些人物身上，感受到的是底层社会的温暖和传统文化的魅力。葛水平以中篇小说闻名，她在《甩鞭》《喊山》等作品中，都塑造了结实、丰满、强烈的乡村人物形象。在短篇小说写作中，同样延续了这种路子。《第三朵浪花》写的是革命根据地在土改运动中，一位教书先生错划成地主的悲剧故事。他在乡村的贡献与地位，他在运动中的担忧和恐惧，他在错划成地主后的悲愤与抗争，把一位乡村文人文雅、谨慎、正直、悲壮的精神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杨凤喜熟悉乡村社会的各种人物，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传统农民形象。《镰刀》中的老田驴就是一位朴实、执傲，一生忠于“大集体”的旧时代人物。手指的《齐声大喝》则饶有趣味地讲述了“我爷爷”——一个以偷为乐、敢于承认、最终因偷而死的“贼”的形象。

“怎样写”的借鉴与探索

同前辈作家相比，山西新锐作家在“怎样写”方面似乎更加重视、自觉。他们一面借鉴既有的表现形式，一面探索新的方法和手法。在短篇小说的艺术模式、新的写法和技巧、叙事风格和语言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拓展和实践。

山西短篇小说在几十年的发展中，从艺术模式上看，已经相当成熟和多样了。新锐作家们认真借鉴了这些经典模式。譬如杨遥惯用的是情节模式，同时在情节的推进中精心雕刻人物形象。王保忠在创作中形成了一种以人物心理为主线的表现模式，即以主人公的心理演变为脉络，熔故事情节、人物间的交往以及作者的叙述、抒情、议论为一炉，创造出一种既单纯、集中又丰富、厚实的结构形态。葛水平的创作特别善于捕捉那种新奇独特而又内涵丰盈的细节，用它贯穿整个作品，形成一种戏剧化的艺术效果，这实际上是一种细节化的情节小说模式。

也许是受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影响，山西一些新锐作家开始构筑一种复杂结构小说，显示了一种高远的追求。譬如张乐朋的《涮锅》，写教师节一群教师去火锅店会餐。作者从老师们打车到吃饭到洗浴，一共写了13000多字的篇幅。6个人物不分主次，同时行动说话。不厌其烦、精雕细刻地展示了整个过程和每个细节。而情节的变化和推进，人物的表现和个性，又显得井然有序、合情合理、天衣无缝。这种复杂结构的运用，逼真地、突出地显示了当下社会的教育生态和人民教师的精神性格，带有反讽和审视意味。李来兵在小说结构营造上与张乐朋可谓不谋而合。如《节日》写的是农村兄妹几个为老人发丧、陪老大住院治病等日常生活，《教师节》写的是某学校庆祝教师节活动的详细过程，作者均解构了那种情节化的发展方式，完全用生活的自然流动来呈现。

现代小说方法和手法的借鉴、运用，在山西新锐作家的创作中屡见不鲜。李燕蓉是一位执著探索现代小说的“先锋”作家，她表现了在现代社会挤压下各种人物精神情感的异变，借鉴了许多现代表现形式。譬如《底色》中描写了一位大学生在婚爱、就业上的屡屡失误、挫败，表现了人生就是一种荒诞的主题思想。手指则惯用写实的方法，创造出一种现代味小说来。譬如《去张城》写“我”与王爱国劳神费力前往张城，抵达的却是张镇。其中蕴涵着一种荒诞感和黑色幽默。此外，李骏虎的《乡长变鱼》里写乡长酒醉后成为一条鱼身人心的红鲤鱼，运用了荒诞手法；燕霄飞的《湿淋淋的声音》中写农村一对年轻夫妻对电话的苦苦等待，则有一种象征意味。

小说叙事语言的个性和格调，往往能表现出一个作家的才华和追求。山西老一代作家的叙事语言，共性的东西多，形成了文学流派。而山西新锐作家竭力追求的是自我的和个性化的叙事，构成了一种姿态纷呈的语言特色。如李骏虎的两副笔墨，写城市生活时是一种“游戏”心态，语言轻松、准确、流畅、机智，而写乡村题材时则是一种虔敬态度，叙述变得细腻、温馨、忧郁、抒情。杨遥的叙事语言，真切、简练、锋利、有力，外在的冷静中隐藏着内心的炽热。孙频作为女性作家，以细腻的情感取胜，形成流畅、华丽、飘逸、抒情的语言个性。杨凤喜以写农村和农民生活为主，叙述语言朴素、温暖、厚实，有一种泥土气息。张乐朋追求语言的精确、理性、从容、睿智，不时夹杂零星的方言土语，给人一种洞若观火的审美感受。李来兵营造的是一种逼真、细密、锐利、深刻的语言格调，颇有一点大气象。

山西新锐作家尚在成长之中。他们的创作还存在思想资源匮乏、生活天地狭小、文学修养薄弱、艺术表现形式单一等种种局限和问题。期望他们能直面问题，寻求突破，不断进取，在短篇小说创作中，跃上一个更高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