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文学的古典主义时代还是文学的现代主义时期，主流文学对人类精神的引领方向一直没有改变，恐怕也永远不会改变，不然，文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许多人在身心交困时，都曾对放射出人性光辉的文学怀有一线希望，文学常常在生活于底层的人们心中，犹如航海中的灯塔，沙漠中的绿洲。有一位鲁迅文学院文学函授学员的一篇自传体作品至今让我深感遗憾与愧疚。从作品中得知，这位生活于西南深山中的柔弱女子，因家庭变故，生活陷入绝境时，恰逢在盘山公路上道班工人的救助，侥幸活了下来。她出于糊口与感恩的复杂原因，长期寄身于修路工人的群体生活中，每一次性服务只挣得几毛钱，有人劝她离开深山去大城市，但她却不愿意离开那些比自己的处境好不到哪里去的修路工人。她为此陷入不能自拔的痛苦，为了寻求解脱，她求助于用文字来厘清自己的生活，她求助于文学的表达。由于这篇作品难以适应社会中一般状态下的风俗道德，报刊拒发，我只好写明理由退了回去，从此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这篇作品在质地上并不下作，反而有一种绝望中的希望，有一种身临险境时的悲壮，这可能是最能靠近《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李敬泽曾倡导的真正的非虚构作品。但愿冥冥中的至上者和文学都能拯救那位可怜的女子。此时此刻，文学对一位需要精神救赎的人至关重要，但是一个生活与精神上优越的人，容易将文学看成是游戏、发泄，甚至给自己带来更大名誉和利益的工具。

近期，我国民间有人将重奖授予自称视写诗为游玩或游戏的日本人谷川俊太郎，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文学在一些创作者的心目中，确实发生了一些本质上的变异。文学在一些人那里，不只成了玩物，也教人堕落。像《茶花女》那样将妓女拯救为圣女的作品已很少见，而那些将少女写成淫女、将良家妇女写成荡妇的文学作品却处处可见；还有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比如像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详尽展示继父勾引自己幼女的过程，并为这种勾引作天真烂漫的辩护，如此之恶，罄竹难书。

《春秋》有一种笔法是对外书大恶，对内大恶不书，可以书小恶。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有其现实意义上的道理。那么我们权且顺从古代圣哲的提示，避重就轻，看看我们自己作品中的一些小恶吧。

小恶有点像恶作剧，但让人恶心。有一位女作者，在自叙性质的散文中大肆渲染自己的经血，后来还索性将自己的经血涂抹到了雪白的墙上等等，她似乎认为不这样写就不刺激，就不能表明自己是现代派。有一位作家，近期写了一篇散文，专门记述自己以往吃饭的琐碎历史，他写曾下乡住在一户人家，正在吃饭的时候，这户人家的孩子在饭桌前拉了一摊稀屎，这家主人拿了两只布鞋，用一只鞋将稀屎刮进另一只鞋里拿到外边倒掉，然后作者自己开始如何跑到一处粪堆上接二连三地呕吐，前后过程之详细除了让阅读者感到难以忍受外，不知能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前几年有一本很流行的小说，一开头就用邪恶和屎来刺激读者，他以第一人称写自己为所爱的人“吃醋”的过程：“谁一旦给白雪送了发卡，一个梨子，说太多的奉承，或者背过了白雪又说她的不是，我就会用刀子割掉他家柿树上的一圈儿皮，让树慢慢枯死。”如此丑陋变态之残忍，又没有类似卢梭的忏悔之意，已近乎恶。还有：“她家屋后的茅厕边有棵桑树，我每在黄昏天爬上去瞧院里的动静，她的娘以为我偷桑葚儿，用屎涂了树身，但我还是能爬上去的。”如此情状的文字，难以让人产生美感。美感可能是文学在形式表现上最基本的要求，它能够引领读者在内容的迷雾中穿行，甚至古典主义时代最重要的思想成就，大致就是对于真善美一体理论的深入阐述，也就是说，美的也可能是善的、真的，不美的也可能是恶的、假的。后来虽然不断有人试图颠覆这一理论体系，但至今我还未见到有更加可信的说法出现。

类似的屎尿情节，20世纪80年代末当我阅读美国垮掉一代小说家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汉译本时，就让我恶心过一次，我记得那本书里着意描写男女主人公在一个漂满屎尿的浴缸中性交。《洛丽塔》及《北回归线》自从完稿后大概有20多年的时间，在崇尚言论出版自由的西方世界都是禁书，但是汉译本在我国的出版却非常顺利，这可能与商品时代以新颖、刺激来追逐出版利润的目的有关。

小恶如此猖獗，却容易被人忽视，而大恶，其昭著于天下，谁人又能不识？这可能也是《春秋》精神的婉转或深刻之处。

《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在19世纪中叶面对商业社会人性沦落时，对文学界的喊话，依然让人心惊肉跳：“任何文学，如果不把完善、道德、理想和有益作为目的，都是病态的、不健康的文学。”（参见《茶花女》汉译本王振孙《译后记》）当小仲马所说病态的、不健康的文学甚嚣尘上时，文学不仅难以拯救那些求助于它的人们，它自身也面临黑暗的深渊，它自身也需要被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