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中华民族被迫中断了寻求自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被迫卷入另一种现代性的历史旋涡之中，那就是民族的自由、独立与解放。这场战争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充满悲情的历史记忆。正是这种集体的历史记忆，推动着中国文学对这场战争反复无尽地叙述。作家路铁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烽火嵩山》《血战许昌》，在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人物塑造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体现出中国抗战小说审美模式的新变化。
战争之于文学创作的诱惑，往往处于一种永恒的状态。这不仅是由于战争制造了社会发展的劫难灾祸和人类生存景状的动荡不安，也不仅是由于战争显现了攻戮杀伐的鲜明的外部动作特性，更重要的是由于战争在残酷无情的场景中将人性善恶的颉顽对抗充分地展现出来。解读路铁抗战题材的小说，使人们更加体认到战争形若一只硕大无比的显影器，人类的优长与缺憾，人类的理智与疯狂，人类的善良与邪恶，人类的高级品性与低级欲望，都在这一显影器上得到全面的绽露。路铁突破积沿甚久的正统历史思想，摒弃传统创作的拘囿和成见，以自为自主的眼光审视历史的长篇小说《烽火嵩山》《血战许昌》，使人们对战争有了更深切、更本质的认识。读者接受它们，是接受作品提供的那场战争冷酷、严峻的历史真相，是接受作者对战争历史本貌的还原识略，是接受作者勇闯文学创作畏途的激情以及生发这种激情的历史责任。
《烽火嵩山》描写的是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于1944年8月至1945年8月创立嵩山抗日根据地的故事。小说以独立支队为主线，多条线索互相交织，曲折、生动地再现了八路军独立支队，在皮定均司令员的带领下，团结地方抗日武装，与日、伪、顽军一次又一次的惨烈厮杀，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揭露了日寇惨绝人寰的暴行及那个动荡年代复杂尖锐的人际关系。《血战许昌》描写的是1944年春防守许昌的国民党新编29师，在极端劣势的情况下，以无所畏惧的气概和誓与许昌共存亡的决心，孤军奋战，顽强抵抗，浴血拼搏，直到最后包括师长吕公良在内的2000多名官兵壮烈阵亡。小说以多条线索交织的网络结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酣畅淋漓的笔墨真实地再现了60多年前那场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惨烈大战。
路铁在这两部小说中，力求再现那个历史时期真实的存在，而一切价值观、道德观则自然体现于人物情节之中了。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里有国难当头、勇于担当责任与义务的青年学生沙金、海蓝、吕荷荷，有临危不惧、沉着冷静的地下共产党员贺校长，有深明大义、情深意切的吕公良师长夫人王玫君，有威猛善战的抗日独立团团长甄德宽、指挥若定的副师长黄永淮、智勇双全的青年军官许可、舍生忘死的宋发群营长，有坚贞果敢的腊梅，有积极支持抗日的进步青年方斐、陆兆恒，有不惧生死、爱兵如亲人的陆善庆一家，有多谋善断、指挥若定、用兵如神、大智大勇的八路军高级指挥员皮定均、政委徐子荣，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中国抗战历史的人物群像，为中国抗战小说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亮丽的一笔。其中，吕公良师长的形象最具有典型意义，作者透过一系列情节真实而朴实地塑造出一个爱兵亲民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形象，为中国抗战小说中的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
作为镇守许昌的杂牌部队的师长，吕公良深知自己责任重大。面对装备精良的日本鬼子，在敌强我弱的情形下，他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充分体现了一名军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为了多侧面地塑造吕公良，作者把他置于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充分展现了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许昌的地域文化特色，充分展现了吕公良以岳飞、文天祥为楷模；充分展现了吕公良多谋善断，文武兼备的儒将风范，令人钦佩，令人动容。吕公良形象的成功塑造，改变了过去普遍将国民党将领丑化的创作模式，不仅难能可贵，而且彰显出现实主义精神的艺术魅力。
海明威曾说：“战争是文学中最重大的主题之一，当然也是最难真实描写的。”抗战小说不仅仅寄托着作家对抗日战争的想象，也包含着作家对抗战的认识和感受。路铁在这两部长篇小说中，一个最为鲜明的特色是作品所高扬的爱国主义旗帜，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刻骨仇恨和对中国人民不屈的抗敌精神的热烈颂扬。“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是当时军民发出的共同呐喊。在这两部表现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作品中，无论是奋战抗敌的军人，还是平民百姓，他们朴素的思想都天然地流淌着保卫国家、捍卫民族尊严的精神血脉。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共戴天之仇和中国人民以鲜血构筑伟大长城的坚强决心，在作者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在今天的现代传媒文化语境中，文学活动展现出了不同于传统的新特质，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新变化。路铁站在人性的立场来描写战争，塑造英雄，因此，他笔下的战争场景显得灵活生动，大大加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生动性；而他塑造的人物更为血性，更具有了人性的意味。《烽火嵩山》《血战许昌》是战争历史与艺术创作融会贯通的主旋律作品，它的创作成功不仅显示了中国战争小说审美模式的转变，同时也对当代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