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以书信的形式向有关专家提出了几个问题，如：文化散文是否还存在发展的空间，散文作家能否运用学者的思维，文化散文应该怎样去触及学术问题；文化散文怎样写才能使它更加属于文学，而不至于成为“史话”或者“论文”；历史文化散文是应当侧重于对历史时空的想象性描绘，还是应当侧重于对历史文化内蕴的理性辨析；等等。这些也是我在创作中往往受到困扰的问题，或者说是我在创作实践中思考得比较多的几个问题，希望他们结合我的散文创作，能为文化散文的发展探讨一下这些实际问题。

从事文化散文创作，需要作者的更加投入，需要走进历史的深处，走进思想的深处，但无论走多远，作者都不能忘记自己手中所握的是一支文学之笔，都不能忘记自己是在写散文。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文化散文是以历史为写作对象，通过对历史的考证、梳理、述评，来表达作者思悟的一种新兴散文，不能等同于历史文本，不能写成《万历十五年》那样的历史读物，不能去做历史学家的事情。文化散文既要对历史有所批判，有所思考，又要有散文的特征，要在对历史的考辨和反思中反映出作者的心灵表达，必须回到散文的主体上面来。也就是说，文化散文必须首先是散文。

其实，把历史文化散文写得“像散文”，或者说写出散文的表征特点，也许并不困难，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这种“技术层面”的要求严格得多的问题，那就是作者是不是在写自己。我曾经说过，文化散文就是思想散文。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鲜明的思想主体意识和抒情主体意识，必须将自己置身于自己所描述的某个历史时刻和意境之中，写自己的所思所感，写自己的心灵。否则，就难免滑入对某种史实的重叨，滑入对别人已有认知的重叨。

选择文化散文这条道路，并非是我有多少学问，也不是这种散文怎么走俏，而是我始终对民族的历史文化怀有敬畏之心。因而，我所写过的每一处文化遗迹，都有那种来自遥远的力量，并且都曾征服过我。比如，所以要写杜甫，是在成都草堂看见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不乏西装革履的现代官员模样的人士，一路说笑，穿堂而过。我突然想到，他们来干什么，自己来干什么，进而又想到历代一些名相重臣前来祭吊的那种虔诚，那种庄重，甚至长跪不起，涕泪泗流的场面。今天很多人知道杜甫算不了什么官，古代景仰他的那些官场大人物都是读书人，更知道他在仕途上一败涂地，为何还那么敬重这位穷困潦倒的诗人？想到这里，一种深深的敬畏油然而生，我似乎第一次懂得了我们拥有杜甫的意义所在。

写散文就是写自己，未能使我产生过创作冲动的游历之处，肯定不会去写的。过去几十年中，还是走过不少地方，但能够成为自己写作对象的去处毕竟是少数。假如有读者认为，像我这样的作者走多少地方就会留下多少文字，那肯定是一种误解。同样的创作思路，自然会存在某些共性，而这种共性更多的是源于作者的思维方式。我写《清晨，叩谢天一阁》，是在读了余秋雨那篇著名的散文多年以后。去宁波时我压根儿没有想到要写，看过天一阁，果然没有超出《风雨天一阁》之外的感受。但是，快两年过去了，范氏子孙几百年间接力创造的那部文化传奇仍旧在冲击着我，那种力量让我难以抗拒。一个偶然的灵感，点燃了我写天一阁的情绪。评论界虽然肯定了我笔下的天一阁，但有学者问我为什么不绕过余秋雨，从另一种角度去写天一阁？从创作求新的要求看，他问的不是没道理，可是，离开那种思路，我就找不到其他感受。只有这种对民族文化的敬畏情怀，才能燃烧起我的创作欲望。我必须写我自己，写自己的所思所悟，写自己的所感所叹。因此我认为，无论文化散文的记事对象离现在多么遥远，与作者有多大差别和距离，都应该让别人读到作者的悠悠情思，读到作者本人。

正因为如此，我还不太主张某些刻意求变的创作，认为一味刻意求变容易滑向“反写作”，与创作规律相悖离。那样，作者往往写的就不是自己了。无论文化散文还是其他散文，要“写自己”，都必须写自己心灵的感动，写自己心灵的震撼。即使是我笔下的山水风光，也大都是让我产生过感叹的。记得第一次游三峡，有关方面为我们一行人安排了一艘小型航道工作船沿途观景，自在而又安静。千里峡壁鬼斧神工的自然图案、雄奇的古栈道残痕和远古的悬棺，就那么一眼，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便出现了；还有那狭窄而湍急的巨流，甚至让人有几分心悸。回来后，我写了两组散文。去滇西高原时，那种高原的山水地貌、高原的广阔天空和古朴的藏区风情，让我内心激动得像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