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的小说写作在当下中国文坛是一个异质的、独树一帜的存在。其小说的兴趣点或说着力点，从来都不放在所谓的现实层面，以及此时此地的存在，他往往喜欢绕过日常，直接抵达本质、触摸真相、呈现思考，他的写作充满了一种强烈的思想欲望和形而上冲动。

初读李浩的短篇新作《爷爷的“债务”》，感觉这并不是一篇典型“李浩式”的小说。小说讲述的似乎是一个关于践诺的故事：爷爷偶然机会捡到一个装着大笔现金的布包，他选择拾金不昧，很快就将布包还给了自称失主的中年男人。本来此事应该到此为止，顶多再有一个送锦旗发表扬信的场景结局，谁知作者笔锋一转，真正的失主从天而降出现在爷爷面前，布包的主人另有其人，且包里是村里12户人家为了买线织网凑起的钱。如此，失主由于布包的丢失，亏欠了12户人家，这种亏欠尚在情理之内；而爷爷，满怀善心拾金不昧的爷爷，却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事情沿着一种奇怪的逻辑发展下去，直至一干人等、包括爷爷自己，都把这笔债务算在了爷爷头上。爷爷承诺为12户人家找回这笔钱——按照我们通常的逻辑，这个承诺很傻很天真，更有点荒唐。爷爷有这个义务吗？有这个能力吗？爷爷大概不曾有如此的犹疑，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践诺的行动当中：走村串乡，早出晚归，四处打听；一旦发现嫌疑目标，穷追不舍。这其间，无论家人如何地反对警告和冷嘲热讽，无论遭遇外面多少白眼甚至威胁，爷爷以一种一根筋式的执拗坚持着对自己承诺的践行。最后，冒领布包的人找到了，丢失的钱也部分地找回了，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丢钱的老人死了，冒领布包的人残废了，爷爷的儿子险些坐牢、家里鸡犬不宁……虽然爷爷的诺言最终实现了。

同李浩大部分小说相比，《爷爷的“债务”》于小说手法上是传统路数：有面目清晰、性格鲜明的人物，有关于人物形象的着力塑造；有开端结尾、一波三折的故事，有关于故事起承转合的叙事耐心，时间基本上呈线性结构；语言保持温和、克制。所以才有了我写在文章开篇的那句话：这不是典型“李浩式”的小说。可是，写到这里，当我试着复述《爷爷的“债务”》的时候，当我经由阅读记忆再次回想这篇小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实文本中很多地方都埋藏着李浩式的思考和追问，只是这一次，李浩是潜藏于人物和故事背后，不露痕迹地来实现他的思想欲望和形而上冲动。小说貌似表达的是对坚守信义、坚持践诺的赞赏和感佩，以及这种坚守和坚持过程当中所面对的难度和牺牲。这可能的确是李浩写作此篇小说时部分的情感态度和主题缘起。然而，如果我们能从他的小说中如此简单地归纳出这般明晰的主题，李浩也就不是李浩了。在《爷爷的“债务”》中，我还读出了作者对一诺千金、尾生抱柱式信义的犹疑和再思考，爷爷执著的践诺行为始自悲悯之心，始自对他人的责任和成全，始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良善愿望，却被一种莫名的力量引向了一连串的灾难与事故。“创造一个道德审判被搁置的想象领域，是一项巨大的伟绩”，昆德拉的这句话，也许可以为《爷爷的“债务”》些许地提供一个注解。

李浩曾说过：“我的小说是写给无限的少数”。这种貌似狂妄的背后呈现着他将自己交付给文学的决绝与投入，同时也内含有一种自觉的承担——一个写作者于文字内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我赞赏李浩这份自信和野心，我承认他在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关于生命、关于人类、关于信仰等等的思考与追问。但同时，坦白说，对李浩的小说写作我又忍不住怀有相当程度的担忧与疑问。“我对现实主义有不可理喻的轻视”——这是李浩式的傲慢与偏见，且相当固执，于他的小说理论和写作实践中随处可见。当下中国的小说家里头，李浩的知识背景和阅读经验、思辨意识与思考能力都是非常突出的，这些素养成就着他，让他在众声喧哗中独树一帜，且为写作不断走向高远夯实基础；但同时，稍不留神，这些素养也有可能对李浩的小说世界构成些许的侵略和牵绊——太过着力于呈现思想，往往容易忽略思想表情的生动，殊不知表情的生动，才是小说艺术魅力之所在。也因此，我很看重这一篇《爷爷的“债务”》，我从中看到了李浩小说写作更多的可能性，更隐隐感觉到李浩面对自我的警惕与省视。它也许能成为这位作家实现阶段性蜕变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