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抗战”是一个很有文学性和诱惑性的命题。抗战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宏大事件，也是由民众群体参与的历史过程，而民族、民众则由个体构成，因此，“抗战”与“一个人”之间存在自然的联系，也存在巨大的关系张力；抗战有出生入死的正面厮杀，也有琐细具体的后方工作，与人的生命过程息息相关却并非都壮怀激烈。这些都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各种可能的表现领域。而以往关于抗战的叙事则往往忽视了这种复杂性，群体或群体“典型”形象、“英雄”形象取代了对一个个具体个人的关注，由此也忽视了作为“一个人”存在的意义，这种文学叙事实际遮蔽了许多历史真相而形成相当程度的虚幻意象。马步升的《一个女人的抗战》将视线聚焦于一个叫郁妃的女人在抗战中的个人奋斗和遭际，使抗战这一由民族群体承载的神圣伟大事件与一个女人的个人命运和日常生活对接，由“一个女人”世界的展示来呈现抗战的“细部”和俗常的一面，消解虚幻而逼近本真，获得强烈的艺术效果和耐人寻味的意蕴。

作者用民间叙事策略，生成戏谑、调侃与吊诡的效果，来完成他对虚幻的解构与本真的呈现。大家庭出身的郁妃，在大学是积极抗日的活跃分子，但因名字中有一个“妃”字而被同学误解为做皇妃之心不死，有“复清”思想。她一气之下，在抗战爆发后随父母辗转西北，并设法筹钱购得枪支弹药和西药、棉布，投奔陕甘宁边区，开始一个女人的抗战。她的抗战事迹即人生经历。而与抗战的神圣形成反差的是她人生中几件大事的“平常”与“偶然”。第一件是她参加革命过程的“平常”。她以满腔的热情和神圣的心态投奔革命，其过程虽曲折却非常简单，将人与物资交给八路军在西峰的留守处便参加了抗战，不庄严也不隆重，甚至中间还有误解。第二件是婚姻大事的“随便”。郁妃的初婚稀里糊涂，是被送到革命队伍的当天夜里，迷迷糊糊“被”秦上山“结合”，事后才向她解释。秦上山去世后，第二次结婚，又被同事撮合与巨力结合。这两次结婚几近玩笑和荒唐却又很实际。第三件事是她的丈夫、县长秦上山死得“偶然”。秦上山身经百战，没有死在战场，却在解手时意外地被人头蜂蜇死。他的死毫无预兆，更不壮烈。除了这几件大事之外，作品着力表现了郁妃抗战的过程也是被乡土文化同化的过程——苏州的大家闺秀郁妃，终于成为与当地最土的农村婆娘都没什么区别的郁红星，并出任县长，走过了一代新知识女性的人生历程。

娴熟的陇东口语方言与狂欢化的叙事风格的相得益彰，地域民情风俗的展示与人物“乡土化”过程的互为表里，使作品具有强劲的艺术张力和丰富的阅读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