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经历了工作以来最大的挫折，如五雷轰顶一般，差点辞工而去。因为受到不白冤屈所以才有很多话要说，又不想向朋友、家人倾诉，于是萌生了写小说的念头。之前从未写过小说就仓促动笔了。小说写了一万字，起名叫《傻子》。写完后自己都不满意，因为要说的话根本没说完，且格调低下，像个怨妇一样。转眼到了1997年，香港因为回归变得炽热，接着在10月爆发了预料不到的亚洲金融危机。危机来得太突然，导致市场极度恐慌。我身临其境，每天感受如同掉入泥坑奋力肉搏一样。金融危机的起因有多种说法，但我相信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由西方操纵的掠夺财富事件。我在单位管财务，感受颇深。同一时期，看到公司员工为了战胜困难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场面。基于此，再次激励我拿起笔接着创作。当时就认为只有写长篇才能系统完整地把要说的话说出来。1998年初正式动笔，2001年出版。小说塑造了一个不屈不挠、富有责任感的基层经理李达，书名叫《一个北京男人在香港》（注：2008年再版时改名为《海之子》）。一方面我让李达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让李达在复杂现实之中摸爬滚打，另一方面呼吁企业领导者要把“以人为本”的口号落实在行动上，用真心呵护每一位忠诚于公司事业的员工。

2002年初我又启动了《海之龙》的创作，有三个原因，一是第一本小说出版成功，为继续创作带来了信心；二是从内心而言，写小说其实就是人生经历的总结和提炼，是再学习的过程，我愿意这样做事；三是那时我已经跨入集团领导层，正和其他成员一道谋划发展，开创未来。这部小说不像《海之子》那么悲壮，让人怜悯、惋惜、遗憾，是有原因的。由于《海之龙》的主角是公司领导，这些领导很正气，有事业心，我不能玷污他们。梁晓声老师说我心中始终有个上帝——公司领导，是这样的。我把小说重点放在制定策略和行动上，用“海文化”凝聚团队，推动事业发展。这部小说关于“海”的描写较多，配合情节需要，用拟人手法紧贴情节和布局安排。我一直倡导企业要用“海纳百川”精神拓展业务，憎恨那些视商业伦理于不顾的企业。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我的工作就和金融、资本运作分不开。资本运作可说是我的长项，为企业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第三部小说《海之魂》是从90年代企业上市写起，前后花了4年时间才完成。塑造了汪浩、常明理、恩迪、陈太、李达、郑聪、柳真、胡江、许应雄、杨涛等一批活生生的人物。透过这些人物，要表达的就是人永远是企业的灵魂，既然如此，企业每个人都要受到尊重。小说中的“海”泛指商海，而“魂”就是指商海中的员工。我喜欢香港人，他们敬业，专业，讲原则，正是国有企业在香港发展必不可少的力量。我喜欢内地派出的员工，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舍家离乡，在两种机制下生存实属不易。起初本想把香港人作为小说的红花，派出人员作为绿叶，可是写着写着，好像大家都成了红花。无论谁做红花谁做绿叶都是企业之魂，这正是小说要传递的信息。我的理念是只有真正重视了员工，企业才能得到持续发展。

有人说，做任何事久了都会上瘾。如今写作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上瘾了。如果多日一字未写，我就会心痒手痒。人常说，积少成多。写作也是这样的。别小看每天写几百字，只要坚持不懈，一两年后就是一部大作。2008年9月，我开始了《老板迷离》的写作，于2009年9月完成初稿，后在一年半内进行了三次重大调整才定稿。为什么要写这么一部小说，有三个原因：第一，经过全球金融海啸洗礼，内地不少曾经风光一时的民企经不起打击而轰然倒下，我要探讨其中的原因；第二，本公司和几家民企洽谈并购，后来虽然未能成功，但对民企的做事方式有了直观认识；第三，和夫人关系要好的一个朋友早年嫁到军人之家，后随丈夫和二哥到顺德创业，早期挣了不少钱，后来内部矛盾加剧，企业破产，不得已选择了离婚。我很同情她，想为她讨个说法。我要借这部书探讨“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要为当今浮躁的人们开出一个化解浮躁的药方。

不言而喻，写作是个艰辛的历程。我还有所不同，因为我有一份繁忙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为了写作只能牺牲休息日、年假、候机时间、看电视时间。按照夫人的说法，我的确经常和小说中的人物对话，独自乐在其中。说白了，挺有意思的，让自己踏实又纯净。感谢一路支持我的朋友、老师和家人，因为有大家的理解、支持和指点，让我走出了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