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文学史，以散文笔法书写历史人物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张大威新著《当理想遇到权力》中的古代文人系列散文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质，值得我们为之瞩目和留心。
第一是视野开阔，内容充实。张大威写古代文人的系列散文，采用的是一人一篇、一篇一传的基本体例。乍一看来，这似乎比较容易驾驭和把握，但细一琢磨即可发现，其中自有不小的难度。文人之所以为文人，在于他们生命中负载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则又与文人的身世、交游以及特定的历史条件纠结在一起，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后世作家要想准确而生动地描写某一位古代文人，就不仅需要熟悉他的创作和文本，以便“以意逆志”，而且还必须了解他的经历、阅历，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关系，从而“知人论世”。此时此刻，读书和学养变得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而在这方面，张大威堪称胸有成竹，独具优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她原本腹笥充盈，占有颇丰；围绕锁定的对象，她又做足了案头功课，这使得她妙笔写就的古代文人系列，呈现出渊赡质实、磅礴恣肆而又举重若轻的大气象。不妨一读《李斯：一只对中华文化影响至深的仓鼠》。该文聚焦秦丞相李斯，一副笔墨不仅圆通周遍，准确勾勒和深入剖析了这只富贵仓鼠的内心世界和性格逻辑，而且斜出旁逸，很自然地阐发和评价着他与荀况、韩非、秦始皇等人的微妙关系，以及他在“秦王逐客”、“焚书坑儒”、“间杀韩非”等事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从而最终揭示出李斯其人于历史上所扮演的利欲熏心、助纣为虐的角色，以及其深远的负面影响。这不啻是一次有关中国封建社会与帝王专制的全面解读。《不许作诗》由北宋政和年间宰相何执中代拟禁诗诏书说开去，穿插讲述了“元祐党祸”引发的来自朝廷的思想钳制和文化围剿，宋徽宗赵佶的偏嗜风雅、沽名钓誉以及落难出真情，苏轼的文途坎坷与名声远播，以及帝王自己对禁诗条律的旋立旋废、随心所欲等等。所有这些，不仅传递出宋王朝特有的文化景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封建社会艺术生产的生动写照。还有《司马迁：活着的理由》《李贺：命薄诗亦薄》《屈原：忠魂悲歌》《曹植：才高八斗难为用》诸篇，均于开阔的时空里，既谈人格，又衡文品；既钩沉历史，又月旦文林；既旁征博引，又取精用弘；一时间，通古今之邮，成蔚为大观。
第二是思想敏锐，识见超卓。无数创作和阅读经验告诉我们，真正优秀的历史人物散文，固然需要“入乎其内”——透过复杂多变的历史风云与社会镜像，捕捉到并梳理出既定对象的命运轨迹与精神特征，更须做到“出乎其外”——拉开一定的时空与心理距离，放出作家得之于时代的新的观念与尺度，重新考量、发掘和评价既定对象的多重意义。对于作家的超越和作品的提升而言，前者只是必要条件，后者才是根本所在。张大威无疑深谙此理，她的古代文人系列散文，恰恰自觉实践着这种“入”而后“出”、力辟新境的原则，其中若干篇章坚持从前人止步的地方起步，颇见作家锐意进取的苦心。譬如，在已有的文学知识谱系里，诗人杜甫的形象大致被定格为忧世伤时和悲天悯人，而《杜甫：缺少尊严的生命之路》一文，却偏偏抓住他心系廊庙、志在上林的一面展开描写，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迥异于此前但又确实存在过的、被名缰利锁羁绊和愚弄了一生的杜甫，其中包含的作家的叹惋，很值得今天的知识者深思与回味。同样，东晋陶渊明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由、闲适姿态久驻文学史，而一篇《陶渊明：戴着桎梏高蹈的自由之子》，则从这种形象的背面下笔，写尽了其自由之中的限制和闲适里面的窘迫，从而使人物走向立体、丰富和真实，同时也告诫人们，必须直面物质的挤压和生活的严峻。与杜甫、陶渊明相比，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孔子形象，显然更为复杂，且越来越复杂。与此相呼应，《孔子：一个比烟花寂寞的人》则选择了多维的评价机制与辩证的审美态度，即透过主人公悲喜交加、变幻不定的行为，既批判他的急功近利，又欣赏他的百折不挠；既理解他的委曲求全，又鞭挞他的食古不化，进而表示了一种睿智而通达的观念：“人扮演什么角色都是由历史决定的。人，谁都没有权利向历史要的更多。伟大如孔子，也不能要的更多。这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显然，这种开放式和“复调式”的作品主题，更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和精神的启示性。
第三是文笔摇曳，叙述多彩。散文家撰写历史人物散文，尽管离不开知识学养和理性思考的支撑，但是这一切在语言表达层面，却必须转化为审美的形态，必须保持感性的魅力。对于这点，由文学创作一路走来的张大威，自是心领神会，驾轻就熟，反映到文本中，便呈现为缤纷多彩、摇曳多姿的语言文字的品质感与表现力。请看如下一段文字：
说是“闲云作雨小隐书山”，是面子上好看一点儿，堂皇一点儿，像样一点儿，幽槛静室，墨香盈鼻，坐拥书城，再有红袖添香，真的是好不风雅啊！可是堂堂男儿生于天地间，做一寻章摘句面壁多年的老雕虫，皓首穷经，批注的狼毫已秃，述作的樵斧已烂，还是一事无成，这有何意义呢？是为了学问而学问吗？这样的人在古希腊文化中可能有，在中华文化中，根本没有。我们的文化从来就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我们是为仕而学问的。我猜想，不是谁要隐于书，而是他们不得不隐于书，他们或是为形势所迫，被逼入书中；或是为了苟活，自愿遁入书中。（《闲云作雨小隐书山》）
与它不期而遇，读者需要仔细分辨作家的用心和命意，旋即会生出褒贬叠加，五味杂陈的感觉。而如此效果之所以产生，则得益于作家将正说与反讽巧妙嫁接，融为一体，进而酿成了一种“春秋笔法”，一种叙述的张力。
生活中的张大威并非长于调侃，有时甚至失之严肃，但作品里的大威却偏偏挥洒着幽默的特长。她的若干篇章和段落都不乏善意的嘲讽或含泪的微笑，从而为深沉、冷峻的文字背景注入了必要的温情和暖意。还有，张大威的叙述文字固然保持着睿智和清醒，但在很多情况下，却又明显浸透着女性特有的丰沛的感韵，以此强化了作品的感染力和冲击力。
对于文学，张大威始终保持着敬畏之感和赤诚之心，对于自己的散文创作，她也一向是取法乎上，力臻高格。为此，我也将对她的建议略加申述：张大威的古代人物散文，重在现象分析与价值重建，从中国宏观的文化背景看，当属宋学一脉，走的是“微言大义”的路子，这自然有利于作家纵横捭阖，充分调动不凡的才情与刚健的笔力，但倘若节制不够，一味铺陈，也容易失之单调，甚至会流露些许空泛。惟其如此，我觉得，张大威的古代人物散文如能在阐发“微言大义”的同时，掺进适量的“鲁鱼亥豕”的考订，即在宋学传统里融入一些汉学的功夫，破译一些古代人物迄今尚存的谜团或疑点，文章庶几会更见厚重，也更便于凸显自己的个性。在我看来，历史人物散文是散文，但已不是普通的散文，而是特殊的散文。这种散文的理想境界，恐怕已不是单纯的情真意切或文字华美，而是桐城派散文家当年倡导的义理、考证与词章的三位一体、三美合璧。不知大威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