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进入现代之后，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与批评体系。

在我的内心深处，甚至对批评怀着不应有的偏见，认为创作可以作为一种精神行为独立存在，因为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学宝藏非常丰富，但其或荣或枯与批评的有无并没有多大干系，尤其是小说创作，历史上几乎没有理论积淀，却在明清时期诞生了伟大的作品。后来又经历了好多年创作实践，我才逐步感悟出理论指导之于创作是不可缺少的。

现代文明社会，文艺批评不但要保证创作健康地进行，而且还负有引导人们正确地开展文艺欣赏的功能。因此，文艺批评关联着大众的精神生活，随着社会文明进程的加快，它将愈来愈显示出其重要性。

说到文学批评界的整体现状，的确不容乐观。在真话比较匮乏的社会，文学批评的真话同样使人们感到稀罕。当下，文学批评的社会影响力正在迅速降低，在文坛内部的信誉危机更为严重，人情评论、面子评论、圈子评论、交易评论充斥文坛，造成优劣混淆，导向混乱，也挫伤了创作队伍里默默进取的中坚力量，这种现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批评的庸俗化，给优秀作品的社会认同造成了阻力。比如，对现代以来散文随笔和诗歌的认同，基本上还停止在民国时期，如果涉及到当下，有些人就要强行掺和进来，最后形成的“认同”难免是种种相互利用的结果，圈内圈外也渐渐心知肚明。

文学批评的庸俗化和商业化倾向，必将使神圣的批评艺术沦为金钱与私利的奴仆，使正直的批评家受到冷落，无论是在无形的风气还是在有形的载体上，都会使健康批评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因此，提倡健康的批评风气，重建文学批评的公信力，应该是今后最为重要的任务。作为创作个体，作为作家队伍的一员，我更加希望在批评与创作上形成严肃的理论引导氛围。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应具备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美学眼光，以达到相当的知识广度与审美高度，这固然不易，但能够严守评判准则，把住批评的底线，则更为不易。眼下，理论界所紧缺的不是鉴别优劣的眼光，不是美学感觉，而是评判的原则。有的虽然端着架子，装腔作势，看上去挺唬人，但只要稍加琢磨，便不难看出其中的玄机，那些“高深”的好话原来也是一通缺乏学术激情的胡乱吹捧。至于某些有请必到，到后必讲，讲来必吹的评论，则更随意，更低廉，更显得苍白空洞，近乎夸小孩的随口称赞。

只有科学严肃的批评才是厚道的，而所谓厚道的批评不一定都是严肃的。如果出于“宽厚”之心而去美化平庸，将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吹捧到不应有的高度，实际上就是对其他作家的不厚道。对于文学艺术的评判，想要做到厚道，必须首先坚持公道，秉持批评的大义。

溢美评论的泛滥，是文学批评堕落的表现，其结果是害人害己。有些被溢美的对象是通过非正常渠道或者凭借某种优势而获取所谓好评的，而他们比较轻易地占得种种风头，反而使他们以为文学就那么简单，这样的心理满足给他们造成的其实是一种精神误导。有的人对廉价的赞誉信以为真，坚信“功夫在诗外”，热衷于打通关节，热衷于炒作，想方设法招引媒体，而不肯下苦功提升自己的创作，只图在文坛上混个脸熟，那样的“功成名就”终将是纸糊的灯笼。

我敬重那些能够保持批评操守的批评家，也能够理解不肯见人溢美的学者，其中包括极少数在我的作品研讨会上只是肯定我“勤奋创作”的教授，他们坦诚地声明没有来得及细读我的文本。在这种情况下，做个“吝啬”的批评家是可贵的。假如他们将我的创作水准说到多高多高，都只能使我得到一种自欺欺人的盲目自满，所以，我宁愿他们以鼓励业余作者的“通用话语”应付我。但是，严肃的批评不等于“酷评”。开口就骂未必就是公道，批巨匠，批名家，亵渎经典，也并非都能表明批评的胆识。酷评的目的，往往在批评之外。

要营造良好的批评生态环境，建立科学严肃的批评体系，重建批评的权威，还必须改革僵化锈蚀的文学机制，包括批评机制，力求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作家和理论家队伍要一起来抵制庸俗的批评风气。

文学批评要像新闻捍卫自身真实性那样，力求自身的准确性。如果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的话，那么，文学批评的生命就在于它的准确与恰当。当然，文学标准的模糊性导致了衡量作品的难度，所以文学批评更应该排除干扰，放开视野，恪守自己的良知，力求客观准确，保持一种对缪斯的虔诚与敬畏去披沙沥金，去鉴别真伪，去寻觅艺术本体中真正的哲理、生气与灵性。追求准确，严守公正，坚持高尚的审美品位，应该是文学批评永恒的价值取向。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完全不说违心话很难很难，但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职业批评家，一个有道义、有追求的批评家，一定会坚持批评的操守，牢牢守护批评的底线。只有他们，才能形成批评的权威；只有他们，才能担当起发现作家与作品、引领文学潮流的重任；只有他们，才值得我们肃然起敬；只有他们，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