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文学馆馆长王炳根的《王炳根说冰心》,近日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根据福建教育电视台“海西文化大讲坛”所做的《冰心》系列讲座录音整理而成。把精彩的讲座转化为一道纸上的风景,实为冰心文学爱好者一件幸事。虽然在成书过程中作者对讲座内容作了增补和材料的充实,但是他在写作中还是“尽量保持讲座时的一些特点”,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全书弥漫着一股浓郁的现场气息,使之有别于那种书斋体著述。该书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就冰心所处的时代与文学环境、家世与个人经历、作品及思想体系等方面展开论述,既反映了冰心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同时也体现了作者成熟的文学批评意识。
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其对新史料的掌握强化了它的学术前沿性。书中涉及了近年来新发掘的几乎所有冰心资料,如冰心的佚文、遗稿、书信等。对冰心战后旅居日本活动情况,冰心在“文革”期间的遭遇等等本书也做了详尽、生动的描述。作者不仅对冰心文本和史料进行了补缺和扩容,而且充分利用这些资料,深入思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也使得一些以前不被提及或者比较模糊的问题得到解决。比如,在冰心佚文《惆怅》真伪及价值判断的问题上,作者不仅策略性地解决了围绕作品的争论,而且提出了他的判断:“《惆怅》可视为冰心的实验之作、另类之作,甚至是她自己并不怎么喜爱的游戏之作。所以,她鲜有提及,也不愿意编入自己的文集中去。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推翻经过严密论证的事实。如果这个事实确立,那么,有关文本的质疑便成了专家学者所面临的新的研究课题,甚至是对以前研究成果的挑战,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对于冰心和宋美龄的关系,在以前几乎所有冰心的传记里都很难看到,在该书里有完整清晰的描述,包括她们之间在重庆一度合作的情况及冰心对宋美龄的评价。此外,利用新发现的冰心笔记,作者还解决了1955年冰心回福建考察的时间问题;根据吴文藻的档案,廓清了当年中国驻日代表团在日本起义之历史事件的诸多细节。
王炳根从事冰心研究20年,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形成了自己对文学研究问题的某些思考,这些在本书中也得到相当的反映。应该说作者的这些思考是成熟的,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将某些文学研究的规律性问题渗透其中。
本书体现了作者对于理性批评理念的追求。他力求将批评纳入科学的轨道,客观公允、冷静对待研究对象。作者作为冰心研究会会长、冰心文学馆馆长的身份,并没有使他的研究变成为冰心成就辩护的“阐释研究”、“辩护研究”,以致淹没了理性批判的光芒,而是毫不讳言冰心作品、思想中的局限性。如,作者认为冰心60年代散文创作,“很大一部分是时文,是假、大、空的文章”,“陶奇的暑期日记是‘硬逼’出来的作品”,“它完全脱离了冰心原来写作的视野与题材”,“是一部不怎么成功的作品,最重要的原因是脱离了她的自我”。但是任何批评都要有个“度”的问题,也就是要掌握好批评的分寸。他认为,冰心这段时间的作品虽然浮夸,内容缺乏激情,但是“无论她的文体、语言等,也只是文风问题,她没有为了一个目的,去吹捧、钻营、投机、献媚、效忠、落井下石等,她是在整个主流意识形态、艺术形态环境下所做出的表达”。应该说这是一种清醒的批评态度,不仅显示了作者难能可贵的学术品德,也是对那种“研究跟着创作跑”或者“非捧即骂”的意气性批评的反拨。同样,这种理性批评理念也是开放的、包容的。作者能够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研究中出现的各种“声音”,包括各种严厉的批评,如在性别意识等问题上对冰心的指责,因为“不同的意见、观点与争论,是将研究引向深入的重要途径”,否则只会伤害到冰心研究本身。
王炳根向来不讳言对“田野作业式”的非文本研究的喜爱。他认为文本研究不是文学研究的全部,它不能穷尽文学的全部领域,甚至有时候难以抵达文本的深层。而在这方面有时非文本研究却有它的优势。但是他同时也看重文本研究,因为文学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应该还是文本研究。在此观念支配下,虽然书中同样有许多非文本解读的成果,但是更多还是从文学审美、文学自身规律和形式语言等途径进入。如他对《繁星》《春水》文体特质的探讨,对《我们太太的客厅》《关于女人》《小橘灯》等,都有精到的剖析。
作者追求一种高屋建瓴式的批评架构。他认为,“作家自己的作品不是以他的认定来界定,而是要放在整个文学史里面、放在当时的文化环境里面去考察。”以《繁星》《春水》的评价为例,作者就是将它们放在新诗发展的主体脉络上分析其价值、肯定其地位的。认为小诗是“诗体解放以后诗质的一次新造、一次寻觅”,“是诗歌运动中诗意的一次解放,就是从诗体的解放到诗意的解放”。所以,“《春水》《繁星》是一个标志性的阶段,新诗发展中一个不可逾越的标志性阶段”。作者正是在诗歌运动的发展中,充分肯定了冰心小诗创作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在论述冰心早期问题小说的时候,作者也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字的层面上,停留在作品所反映的各种社会问题上,而是放在新、旧文学过渡期,中国现代小说草创期和“五四”时代文化思潮的视野下考察其地位和贡献。
作者在建构批评架构时,同时强调研究要从“细微处”入手,不要使用一些笼统的、概念性的词语来代替对一个人的研究,因为历史本身就是非常具体的。作者对冰心的研究是很具体、很生活化的。比如书中对冰心在“文革”这段时间里的情况就梳理得很细、很具体,分阶段地把冰心从“文革”初期的抄家、展览、接受批斗、被关进牛棚,到进干校劳动改造,“文革”后期的社会活动、翻译与生活状况一一注明,冰心的精神和心态也就透过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透露出来。这样的研究,既有开阔的视野,又有充分的“实感”,既避免了浮夸的研究习气,同时又无琐碎之弊,使得评价的尺度更加客观和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