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而两者的复杂关系也许会带给我们对中华民国时期文学更加丰富更加细致的理解。

在“中华民国”的历史脉络中，抗战时期是较为特殊的一段，经济机制的运行和战前有很大不同。确切地说，知识分子和作家群体所感受和所经验的经济生活和经济方式较之以前有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进而影响作家的人生体验、写作方式、写作态度和创作理念。

首先，战时文学商业关系很大程度上被瓦解了。我们谈论民国经济机制和文学的关系不能回避的是文学的商业因素。可是抗战爆发后，作家们或因投身抗战的热情，或因以上海为首的东南沿海各地经济均遭受重创的缘故，都放弃了或者说不得不放弃了文学创作可以谋生的想法。抗战爆发后，“商业的文学关系或者说文学的商业关系，相当的被打破了”。出版者、作者、读者这三者之间的经济方式都与以往不同，文学的出版发行模式和渠道、杂志出版社的经营理念都和以往有了很大不同，读者对报纸期刊的订阅也较之战前有很大变化，这自然影响到报纸期刊对作品的选择，也自然影响到作家的创作。

其次，作家的收入来源尤其是稿费收入在抗战前后发生了天翻地覆地改变，文学创作已经不能维系基本的生存，作家的贫病死亡使得战时文学作品在题材选取上更加广阔，在主题倾向上更加贴近下层，对知识分子苦厄的反映成为这个阶段最集中的主题，对下层民众苦难的书写也比以往更多一分真切，更多一分悲悯。这也使得抗战时期尤其是中后期文学总体上呈现出沉郁和悲凉的风格。

第三，战时经济的最大特质是经济集中化模式。举国一切都是为了抗战，作家们基于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基本瓦解，即作家们想单独靠自己维持生存已不太现实。作家们为了生存被迫纳入到这样或那样的政党体制中去。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和抗战之前的自由主义文艺之争相比，更不得人心；又比如，自由主义的文艺派别“京派”在西南天地间漂泊的过程中，其理念基本瓦解了。这些变化的背后都显然与抗战时期的集中化的经济体制模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