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平静地和我谈起他有两个愿望。那是傍晚，我们刚在门口吃过饭，母亲正把碗筷收进厨房。母亲的身影一会儿进，一会儿出，她不时地注视着我们。我和父亲的谈话因此断断续续。

父亲说，他想好好去武汉玩一次。大伯的子女都在武汉，我的堂兄和堂姐，他们做着小本生意。父亲以前和他们来往并不多，或几乎没什么来往。现在却时常提起他们，他说，那是他哥哥的孩子。大伯死去十几年了，父亲这些日子经常想到他哥哥。

去武汉玩哪些景点呢？我们一一合计。有些地方父亲去过，也有一些只是听说，却从没有去过。我说你去武汉我给些钱你带着。父亲说你别管，钱你妈给。母亲这时刚好从厨房出来，说钱不要你操心，我给。母亲一向心疼我，总说我没钱。以前说我女儿上学要花钱，现在又说我没车。我告诉母亲我用不着车，其实买车花不了几个钱。母亲不信任似的笑笑，无论怎么说，儿子没车总还是不体面。所以，母亲尽量不要我的钱。我跟父亲说，在武汉要是堂哥堂姐不方便，就别麻烦他们，住旅社去。父亲说知道，我也就玩这么一次嘛，多花些钱怕啥？我说那是，我还是给点钱？父亲偷偷笑着说，好，给点就给点。我说，现在给？父亲摇着头，说现在给，又要交给你妈。我说，那你去武汉之前打我电话。父亲答应了。

这是父子间的秘密约定。母亲又出来了，她看着两个男人故意遮掩着的笑容，便狐疑地问父亲，你们说什么了？笑得这么奇怪？我说没什么。父亲望着另一个方向，说蜜蜂来得更多了。

母亲的厨房外面，有一只被扔掉的破书柜。书柜里不知何时结着一只大蜂窝，蜜蜂飞来，缠结在一起时，差不多有筛子那么大。母亲说蜜蜂飞来是吉兆。所以每当父亲语塞，他都会说到蜜蜂。

父亲的第二个愿望是回老家。老家的家已不在，家人也都在外面。但父亲还是执意要回去。他打算就住在镇上，旅社一晚上10块钱。我说有好点的旅社吗？他说，好点的20，也可能要30。我说那你住30的吧。父亲说好，他满足地笑着，好像生活突然间变得很奢侈。住的问题解决了，他准备就在街上的饭馆里吃，吃点家乡菜，他说，想吃什么吃什么。我说对，想吃什么吃什么。然后是玩，镇上有很多小茶馆，年纪大的乡下人多半都在茶馆里打牌。父亲在老家时就热衷于玩一种古老的纸牌，赌注很小。出来了，住在城里还老想着。这次回去，他说要玩个够，还要赌注玩大些。

母亲说，玩多大？给你1000够不够？父亲说，就1000。

那天傍晚，我们三个人，父亲母亲和我，我们在一起谈论这些。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只是引子。父亲真正要谈的是死亡。他说，老家里和他年纪相仿的人，很多都死了，剩下的已没几个。实际上父亲才刚刚70，可是谈论生死，他却能那样淡定。父亲衰老的面容非常柔和。他说他很知足，他比他的好多同伴和乡邻都要活得更为长久。跟他们比，他也享了更多的福。

我想，父亲如此认真地谈论他的愿望，一定是在怀疑他可能去日无多。今年以来，父亲的健康在走下坡路。很多以前他喜爱的食物，比如猪肝、新鲜猪肚、草鱼片，现在都已食之无味。有一次吃过饭后，父亲悲伤地对我说道，猪肝嚼在口里有一股木头味道。我想象着父亲年轻时怎么也吃不够的一道菜肴，居然变得像木头一样，所以他注视这道菜的目光忧心忡忡。

但父亲总体上还是安详，没有任何哀怨。对于某一个话题，我们都在小心地回避，不去挑明。父亲始终微笑着，缓慢地讲述着。他讲述同村里那些已经不在了的人，我听着他们的故事，和他们比起来，父亲没有理由诅咒命运。

烟草记忆

父亲烟瘾大，这一生都与烟草纠结着。我说得已经够多了，不说也罢。

其实，关于烟草，我还有更多的记忆补充。记忆是很怪的东西，它有点像是一棵树埋在地底下的根系，经常分岔，盘根错节。细微处，它颤动着的末端，像极了身体里的神经末梢。

敏锐，疼痛，或温暖。

这里必须说到祖母，如今再也见不着祖母那样的女子了。祖母无疑是个端庄的女人。她生在旧时代，缠过足，有着粽子般的三寸金莲。

祖母在她年幼时一定为缠足尝够了苦头，但她毕竟缠成了。这在她未必不是终身的成就和骄傲？一个女子能把脚缠成那样是秀美的，值得尊重和被仰慕。就像现在的女人，不是也有今天的时尚吗？所以，哪怕是在记忆里，我也不愿意（就像风化的墙壁一样）剥蚀祖母潜藏着的幸福感。当祖母隐忍着身体的痛楚和屈辱，她的内心肯定怀着感恩和幸福，这一点我从不怀疑。

但是祖母脚上的幸福从没变成现实。她缠出了一双精美绝伦的小脚，一迈步却走进了新社会。在另一个时代里，那双脚不再是美，而是丑陋，是某种邪恶的缩影和见证。

祖母不是邪恶，但她的身体却承载着邪恶的烙印。她的脚，异常刺眼地昭示着时代的伤疤，就像是这个社会肢体上腐烂的“补丁”。

这些混乱的印象充斥在我童年的脑海里。祖母古怪，甚至“不洁”，她似乎更像是“地富反坏右”。小时候，我害怕他们，却也总在有意无意间靠近和窥视他们。

我在观察祖母，让人沮丧的是，祖母比所有那些和她年龄相仿的女人都要体面、尊贵。我在很久之后回忆祖母，总能想到优雅。祖母是个美丽而优雅的女人，她在气质上和村子里的女人格格不入。

老家在花山镇，祖父曾开过一爿庞大的屠宰铺，据说花山镇大部分的猪肉供应都来自我家肉铺。祖上那样辉煌的光阴我只过了4年。4岁时我们全家移民到陈家棚子，那是我母亲娘家所在的村子。

这方面的事情我以后再写。简单点说，政府在花山建了飞沙河水库，整个花山镇不得不葬身水底，镇上所有的人因此全部移民。

还是说祖母。我4岁时离开花山，开始萌生记忆。祖母和身边的女人完全不一样。不仅因为祖母是小脚，更因为她还吸烟。

问题就在这里！祖父曾是一个“杀猪如麻”的屠夫，但祖父不吸烟。祖父的模样斯文得有点像书生，这当然比较可笑。更可笑的是祖父还有一条手臂总僵直着，我不明白这样残疾的手臂如何杀猪。这些可能都无关紧要，但祖父真的不吸烟，他从来不吸。

吸烟的是祖母。祖母脚小，轻易不上街。祖父过些时上一次街，每次从街上回来，祖父都会带回一盒或几盒香烟。

那多半是些“经济”牌或“红花”牌香烟，价格为7分钱或9分，短短的，没有过滤嘴。

当年，除了祖母，另外一些吸烟的女人，我只能在电影里看到。在我所看过的几部片子里，但凡吸烟的女人，不是女特务，就是地主婆，她们都是坏女人。可是，正像我父亲一样，我祖母也吸了一生的烟。

当然，我得承认，这个世界对我最初的诱惑，恰恰就是吸烟。

为什么要否认呢？诱惑者就是我的祖母和父亲。父亲吸烟，让我向往男性的张扬。而祖母吸烟，则让我看到了女人内敛的痛苦和忧愁。

大约10岁左右吧，好像是读小学三年级，那时候，我开始间歇性地偷祖母的烟。我从来没想过要偷父亲的，如果被他发现了，我一定会惨遭殴打。父亲若要打我，向来不会手软。所以我选择祖母当属必然。

祖母的烟总在固定的位置。她卧室里有一张床头柜，或梳妆台？记忆变得模糊，不知道那应该称作什么家具。柜上面有一只年代久远的木制匣子，一盏带灯罩的煤油灯，梳子，镜子，然后就是撕开的烟盒。

它总在那儿，踏着床面前的垫脚板就能拿着，从不曾失手。

我还记得祖母卧室里的阴凉潮湿，记得柜上面的煤油气味，记得那只木制匣子。但我没拿过匣子里的东西，我只偷祖母的烟。

我不多偷，通常只拿一根，顶多两根。之后，我躲到后山坡上的灌木丛或厕所里去，把它抽掉。如果有两根，我会把剩下的一根收藏着。

这段记忆非常清晰。对10岁的我而言，吸烟远非享受，那绝对是一种折磨和摧残。第一次吸时，烟像刀子一样割裂着我的喉咙和内脏。我呛着，咳嗽，像要呕吐，或晕厥。

然而，这种对祖母的偷窃持续了几年。吸烟本身我并不喜欢，也不快乐。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偷着吸呢？是否，违禁才最为重要？每个孩子都渴望着去做那些不能做的事，或者不让做的事？是这样吗？

违禁永远是冲动！而那些孩子一旦变为成人（谁不变为成人呢？）以后，同样会没完没了地阻止他们自己的孩子。而孩子将再次违禁，只不过违禁的内容不同而已。

这就是我们，从来都是这样！设禁或者违禁。

但是，有一件事情直到祖母去世我也没能弄清楚。我不知道对我的偷窃，祖母是否知情。这件事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孩子的花招，能在几年的时间里瞒过大人吗？如果祖母知道，她为什么从没有责罚我？或者向我的父亲告发？更或者，至少，那些烟，她为什么从不藏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