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熟悉的东西我们未必最了解，这个简单事实已被多次验证。比如，粮食在生活中司空见惯，因过于寻常，现代人大都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更不用说会有关切和了解的兴趣。依稀记得温饱尚成问题的过往年代，周围不时还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萦绕耳畔，而今伴随令人目眩的经济奇迹与科技神话，此类诗句便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将来会不会沦为遥远的历史“绝响”，亦未可知。任林举的《粮道》却发出警示，“这世界已经被粮食推到一个没有退路的境地”，而当我们无视以至颠覆粮食的生态规律和伦理内核的时候，足以构成人类自身存亡的“崩盘”威胁也在悄然逼近。
如果把《粮道》单纯理解为一个汇集粮食古今风云的微缩博物馆，显然有违任林举的写作初衷。“在所有事物里，只有粮食如流动的水一样，绵延不断，在时间的河床里承载了人类悠长的历史，以及我们苦苦寻索而始终难得的道”。作家显然志存高远，不满足仅仅为读者提供一份原生态的“粮食报告”，或大信息量的“粮食备忘录”，否则，很难理解作品何以为读者带来大梦惊觉、振聋发聩的心灵撞击。毫无疑问，《粮道》是一部关于粮食的血泪史诗、坎坷传奇、悲欢小百科与沧桑启示录，其拓荒精神胜于苍白的高头讲章，其纪实魅力高于贫弱的虚构文本。作家怀着对亲人的赤子之情和对家园的悲悯之怀，通观农事命运，俯瞰天下生灵，在展示人类与粮食的历史恩怨、现实纠葛与未来命运的书写过程中，深刻探讨与诠释粮道与天道、粮道与世道、粮道与人道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始终贯穿了令人惊心动魄的自审、反思、追问与求索。
这部20余万字的散文特写并不是田野调查式的产物，而得益于任林举乡土农事经验的漫长积累。任林举从不敢忘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粮食的认识始于遥远的乡村记忆，更源于对土地念兹在兹、刻骨铭心的根脉之情。6年前，他第一部长篇散文《玉米大地》就在探讨农民与土地、乡村与城市的血亲关系，一经出版，即受到文坛关注。作家忧虑，倘若现代都市化的提速一定要以丧失土地为代价，我们将会成为没有故土家园的流浪孤儿。《粮道》则进一步告诫人们，“土地，是上帝与人类间的一份契约，而粮食则是那份契约中最主要的文字和内容”，粮道后面就是天道、世道、人道，当人类忘乎所以、利令智昏到对土地失去敬畏、对粮食失去尊重，无论其理由如何冠冕堂皇，必遭至万劫不复的报应而追悔莫及。
“民以食为天”的道理人们或许都懂，容易忽略的是，在太平盛世的日常岁月，粮食往往会退出社会的焦点视野，而处于不起眼的潜隐状态，“生活，在粮食的润滑下匀速运转，但一切都看似与粮食无关”。尽管粮食始终如一地默默为人类生存尽职尽责，却很少有谁留意它的人文价值。粮食说到底，“那就是一种介质，一种保持和摧毁人性的介质。吃饱的时候，我们的血是红色的，尽管我们依然不够完美，但大致上说，我们还能够自觉恪守着人性的基本界限，向爱，向美，粗识感恩，并做着抑恶扬善的种种努力。有时，甚至能够‘过火儿’地鄙夷一下吃喝拉撒那样低俗的食物，并扬言此生‘不为稻粱谋’。”但粮食又是悬在人类头上的一把双刃剑，缺粮年代，人们的血会变成黑色，伦理会失去底线，中外古今发生的种种天灾人祸，揭竿而起，兵荒马乱，相互残杀，几乎都与粮食有直接关系。任林举把粮食比做“上帝怀里的解药”，此妙喻颇耐人寻味。可以想象，粮食这服“解药”不仅有疗饥活命的奇效，并且还被人类的个体生命终生依赖，一天不吃都不行，失去“解药”时，人们就会欲癫欲狂，人性坍塌，气息奄奄，生命垂危，吃下去则转瞬正常，风度优雅，相互礼让，向往美好。人类为摆脱“解药”魔性的控制，就是变被动为主动，牢牢把握住粮食的主导权，便有了粮食的囤积、流通和争夺。“粮食就如落在树上的小鸟，可去可留，随时都可能飞走……粮食也很少是物归原主的，因其极端的重要，所以就决定了它将会有固定的归属，它必然要被那些善于争夺的手推来搬去，处于被动的状态”。粮食开始流通于马车和粮仓、军帐和驿站、城市与乡村之间，在人类社会动荡中引发剧烈风暴，被一次次卷入嗜血战争，“当粮食充足的时候，它是经济问题……而当粮食短缺时，粮食问题就是政治问题”，粮食的消长与流动孕育了载舟或覆舟的神秘力量，并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诱因或动因。
粮食维持着人类社会的生命繁衍，“粮食本是天赐之物，它们运行于道，在天地之间尽着赈济苍生，滋养生灵的本分”，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粮食种植者的生存境遇和卑微命运却常常与之不相匹配，这实在是一种悖论。按说，“大地是公义和公平的，大地的本意是要平等地养育其上的一切生灵”，事实却远非如此，粮食串联着耕种者与消费者，泥屋与城堡，篱笆与别墅，卑微与傲慢。任林举列举大量亲历、亲见、亲闻的事实，以旁征博引的准确数据向读者指出，大地的本意是如何被人类社会的不公平所改写，这些后果造成了那些守土耕田的世代农民屡屡受伤，处处受伤，“农民们的伤，不仅是经济上的伤……还有力气上的伤……心上的伤和情感上的伤……还有信心上的伤”。作家的追问痛彻肺腑，饱含着伦理悲悯：“那些被命运惩罚的人，到底做错了什么呢？无非因为他们种了粮食。”作品隐喻了深刻的互文关系，说的是粮食，主体却是人，粮道与人道互为表征，相得益彰。造成的严峻事实便是：农民不再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怀有感情，他们的后代更是想方设法逃离捆绑自己祖先千百年的故土，而外面的世界又如此精彩如此诱人。于是，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农民纷纷离弃土地，开始了向城市的“胜利大逃亡”；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加速度，大城市在不断扩张，小城市呈星罗棋布，大片的绿色田野被征用，各种开发项目竞相动工，高大的楼群拔地而起，各式人造景区遍地开花，换来的却是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生态失衡，物种消失……以至于土地常常旱涝无常，“风调雨顺”的年景已成为遥远的美丽传说。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常常变得有恃无恐，习惯于把自身行为凌驾于整个生态体系之上，不想未来只顾眼前，拼政绩搏利益。大家忘记了一个千古事实，有土地才会有农民，有农民才会有粮食，这是粮道的基本要义。“不管是谁，只要离弃了粮食或被粮食离弃，最后都逃不掉灭亡的结局”，人类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世界上的一系列失衡和隐患，人类的家园日益变得面目皆非，大面积现代农业生长区除了粮食以外，不再有任何生命迹象，有时连杂草都已经消失。更可怕的是那种过度开发恣意而为带来的恶性后果，“不是让土地沙化、碱化或撂荒，而是让土地上长出钢筋水泥的建筑，永久地失去生长庄稼的能力”。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无异于自掘坟墓，谁替农民考虑过？农民的困境由此不断，他们“始终站立于人类的最前沿，代全人类承担着自然的惩罚”。
《粮道》对粮食的人文关怀和伦理忧患绝非杞人忧天。作家的视野、思考和笔触纵越远古和现代，横跨东方与西方，立足家园而心忧天下，融史料、记忆、口述实录以及田野调查于一炉，把诸如粮食政策、人口消长、生存繁衍、自然生态、经济发展、文明盛衰、科技弊端、伦理诉求、历史教训等话题并入宏大厚重的“粮道”谱系，整部作品恢弘从容，吞吐自如，绵密深致，凸显的是作家出色的跨学科、跨文体写作能力。作家以谦卑、仁慈、孤独而执著的书写，展示了一种具有前瞻性和超越性的大眼光，为神话与危机俱在的无序世界和苍生命运，带来了沉重的伦理忧患和温暖的人文关怀，还有人类自我救赎的深邃梦想。
（《粮道》，任林举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