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王觅） 3月8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主题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记者会。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力、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张和平等6位全国政协委员应邀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热爱文化是文化强国的根本
冯骥才谈到，文化强国应具备四条标准：一是拥有清晰的国家文化形象、被公民认可的鲜明有力的文化精神，二是涌现出一大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三是文化产业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四是建成高素质、文明的社会。实现文化强国，需要时间的积淀，也需要文化自觉来支撑。文化建设应从对孩子的教育开始。热爱文化，才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
有记者提到，过去很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优秀文学作品都和农村相关，但当下农村题材创作的影响力似乎还不够大。对此冯骥才表示，我们的作家确实需要思考个人和生活的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对这个时代、对土地和人们的命运是否关切的问题。我始终认为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面对我们的这个时代，所以我曾说过：艺术家要面对艺术、面对生活，背对市场、背对钱。我很佩服一些作家，他们一直在生活的深处，这也是作家的良心。
应当把文化事业看作民生事业
在谈到关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时，单霁翔表示，在今天我们应当把文化事业也看作民生事业。医疗、住房、交通等是民生，文化同样是民生，并且是重要的民生。有了这样的理念，文化的投入、文化设施均等化等工作也许会有不同的思路。目前西部不少地区，特别是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在公众文化服务方面与东部大城市存在差距，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当更偏重于西部地区，使资金真正在这些地方发挥作用。
冯骥才表达了自己对文化产业的理解。在他看来，文化产业是大规模生产的经营性或服务性的行业，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化形式都可以进入其中。对文化产业而言，创意是十分重要的，文化没有创造就没有持续的生命力，文化产业没有创造性的内容和新技术也无法持续发展。
张和平介绍说，今年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60周年。原先人艺在用人和分配机制等方面存在弊端，缺乏与之地位相匹配的作品出现。中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之后，人艺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机制改革，全院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作品创作的数量、质量和票房实现了双丰收，这些都证明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关于民营企业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发挥的作用，王健林说，民营企业在文化产业方面有着创新性强、敢闯敢试和机制方面的优势，但目前在资金投向和政策方面还存在着与国有企业不平等的现象，希望今后能有所改善。
文化遗产保护要惠及民众
单霁翔谈到，以什么样的文化态度来对待文化遗产在今天社会中的突出作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把文化遗产过于经济、过于功利地考虑，那就会使它真实的、永恒的价值受到影响。同时，也不能把文化遗产只看作是被怜悯和保护的对象，而应该把它们看作今天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积极力量，使其在现实生活中有尊严地存在。文化遗产要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一定要惠及民众。
针对目前很多地方出现的“维修式拆迁”现象，冯骥才说，如果把几百年、上千年形成的千姿万态、具有个性的城市都变成千城一面并交给后代，这将是文化的悲剧。对文化遗产而言，每一个概念的出台都要经过慎重的推敲，要认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樊锦诗指出，保护文化遗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对敦煌的保护就经历了抢救性保护、科学保护、预防性保护和永久保护的历程。数字技术的发展对文化遗产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任何事业的发展都需要人才，因此我们要不断培养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人才，并为他们提供充分发挥才能的舞台。
电影人要坚守住应有的阵地
尹力说，近几年电影一方面在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过度娱乐化的倾向也被观众诟病。很多大场面、大投资影片在市场上折戟，而一些小投入的电影却如黑马一般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市场效果。因为这些影片都是贴近生活、反映当下的现实生活的，反映了年轻人的喜怒哀乐，和当代人的情感想通。这也提醒了电影界，一味学习好莱坞并不是中国电影的必由之路。今天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记录当下现实、表达当代情感的艺术精品相对来讲还比较少。电影人的努力付出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广大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对国产电影的支持。张和平说，以后每年将有34部美国的所谓大片进驻市场，这对电影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要以自己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自己的努力坚守住应有的阵地。
尹力还坦言，儿童电影在现在电影市场中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虽然每年生产的儿童电影有相当的数量，但还无法让小观众完全看到。近年来我们的动画片如《喜羊羊和灰太狼》系列连续几年都取得了很高的票房，此类儿童电影往往是家长带着孩子共同走进影院观看。除了观察和注意儿童欣赏趣味的变化外，相信宣传和营销能够更多地开拓现有的放映渠道，建立校园公益院线也不失为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