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年长我近50岁，他生前很少与家人、亲属谈他的过去。高铁先生在他去世后的纪念文章中写道，“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他的光荣历史，也没有说过他的辉煌业绩，更没有抱怨诉苦……”这就是父亲的性格，一生不变的性格。

2011年，我有幸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习，这是我第一次到延安。过去因为父亲在延安工作过，所以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情结，就是到他在延安工作过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那个时代的父亲和前辈们走过的印迹，以及他们留下的传统。他晚年的时候跟我讲过，一生中，在延安度过的那段艰苦岁月，是他最留恋和怀念的。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一生的信念源泉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1938年到1945年，父亲两进两出延安，主要的工作单位是《解放日报》和“鲁迅艺术学院”。记得父亲晚年片言只语谈到的一些在“鲁艺”工作期间经历的事情，那时他身肩“鲁艺”文学系教员、系主任，同时又担任《解放日报》文艺栏（后改副刊）主编，工作繁杂，责任又重。两个单位之间相距较远，每天往返于两地之间，甚至一日数趟，那段20余华里的路，天晴时尘土飞扬，下雨时满脚泥汤，一天下来精疲力竭。两个单位的工作性质不同，但都很重要。《解放日报》文艺栏这边日常工作由博古领导，重要稿件需父亲呈送毛主席审定。父亲上任时正赶上报纸改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把“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每月要编几十万字的副刊，而另一方面，在“鲁艺”要进行每天日常的教学、研究制定教学计划、印刷学习材料及大量的日常性工作。父亲说，那时很苦、很累，也有不尽如人意的烦恼，但内心是愉悦的、充实的，思想是淳朴简单的。那时的父亲，工作中充满激情，在文学系教学工作中，他善于团结同志，发挥他人所长，积极主动与系里的教员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等人共同商量教学内容、制定教学方案、积极扩大教师队伍。在他的努力下，又陆续调来了艾青、萧军等人。在他任系主任的那段时间，文学系培养了大批我党的文艺骨干。新中国成立后，“鲁艺”文学系出来的很多人都成为了新闻界、文艺界的领导和名作家、名记者。

1942年，延安整风，父亲在“抢救”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主要疑点是1934年他在青岛被捕入狱的那段时间的表现。在被停止工作接受审查的两年里，前一年他被严密看管。听他说，当时险些殒命。1943年春，王震旅长出于同情和友情，怕父亲发生意外，为他担保，让他到三五九旅开荒种地，由三五九旅代为看管。此时父亲才得以脱离险境，安心地等待有关部门的调查结论。春播之后的几日里，父亲注意到部队一些战士每天晚饭之后，就集中起来剃光头。一个多月中，反复多次。一天晚饭后，他又看到了几十个身体强壮的战士在剃头，他不解地问王震旅长这是怎么一回事。王震旅长笑眯眯又很神秘地说，他们晚上出去“砍萝卜”。父亲还是听不懂，王震旅长这时表情严肃地说，这是军事秘密，但可以告诉你。他说，这是去夜袭阎锡山的部队。没有特殊情况，不许开枪，只能用大片刀，摸着有头发的就砍……这就是“砍萝卜”。父亲晚年有时讲到类似这样的事情时，也都显得很神秘，很得意。有时还会露出会心的一笑。在三五九旅近一年的时间中，父亲与王震旅长朝夕相处，叙家常，吃小灶……父亲多次说道，王震同志是一位有血性、会打仗、重情意的好兄长。

1944年秋收之后，父亲的问题得到了澄清，有了结论，恢复了工作，又回到了“鲁艺”。“八一五”光复后，中央委派父亲任团长，组建由“鲁艺”知名工作者参加的“东北文化工作团”，远赴东北接收“满影”、“东北大学”、“新大陆科学院”等文化单位。在这个近50人的团队中，有沙蒙、田方、公木、华君武、刘炽、严文井、雷加、王大化、王家乙、于兰等。至此父亲告别了他生活、工作、战斗了8年的延安。父亲自延安整风运动后，又经历了“反右”、“文革”，长期深陷政治旋涡，但他始终坚守信念，不改初衷。自1945年父亲离开延安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