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贺绍俊对当代文学的变动以及新的作品与新的现象总是颇为敏感，他的文学批评总是着眼于鲜活的文学实践，在与当前文学实践的对话中发展出自己的命题，这不同于某些学院派的评论家，只是将某些文学作品与现象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对无法纳入的部分则视而不见。而对于一个文学评论家来说，既需要对文学界的格局及其变迁有一个宏观的了解，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与引导，同时也需要艺术上的细腻敏感，从而可以深入一部作品的内部，把握住其艺术风格与艺术特色，在这些方面，贺绍俊以其文学评论做出了出色的探索，刚刚出版的评论集《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就见证了他这些年来在评论山地上跋涉的努力。
收入评论集的一组文章中，贺绍俊分别对2005—2010年（缺少2009年）中短篇小说的总体状况做出了概括，“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肩负现实性和精神性的蹒跚前行”，“小说自成系统的平稳演进”，“波澜不惊的无主题演奏”，“蕴藏着一个未来的惊喜”，分别是他对不同年份小说状况的描述。以《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2005年中短篇小说年评述》为例，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批判现实的力度”、“底层关注”、“新青楼文学”、“海外军团”、“红色资源”、“为70年代和80年代证明”、“精神表达”等不同角度，对2005年最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与中短篇小说做出了分析，譬如在“海外军团”一节中，他不仅对严歌苓、王瑞芸、张翎的中短篇作品做了总体介绍，而且对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做出了颇为细致的分析，“因为它不仅出自海外军团之手，还因为在表现抗日战争上它具有某种突破性的意义。小说一开始就将最神圣的东西与最淫邪的东西绞结到一起……这篇小说当然揭示的是人性，但小说的意象并不止于人性，它由人性推广到宗教性，推广到人的精神净化。”——从他的分析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对具体作品的感悟，也可以对当年文学界的格局有一个宏观的把握，而不同年份的综述排列在一起，也为我们呈现出了文学界的整体变动情况。
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中，尤其可以见出贺绍俊艺术上的敏感，比如在对阿来的《尘埃落定》进行评论时，他仅仅抓住了几个关键词“傻”、“悟”、“游”，便概括出了这部小说的核心精神，而他的语言也颇富诗意，“《尘埃落定》就像一颗颗微小的尘埃，在我们的眼前自由飘飞，当我们面对阳光，就能够看见这些微小颗粒飞舞的身影。这就是这部作品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新的小说样式。”而在评论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时，贺绍俊抓住了两个核心命题：“叙述革命”与“民间世界观”，他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对这部作品的叙述特色及其在林白创作中的独特位置做出了精准的概括，他指出，“《万物花开》仍是林白的风格……然而没想到一年之后，她拿出的这一部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路子，她在这部小说中显示的姿态是，她面对大千世界不仅要放任想象，而且要放任言说，她通过一位乡村妇女的嘴发起了一次叙述的革命。”同样，在关于张洁《无字》的评论中，贺绍俊指出，“虽然我一再强调张洁的理想，但理想并不能说是构成张洁的独特性，因为理想是现实主义文学所共有的，张洁的独特性在于她的执拗的情感倾诉”，他从现实主义的发展与张洁创作的脉络两个角度，对《无字》的独特性做出了分析，“《无字》是一部个人化的历史，当然从文学的角度说，正是这种个人化赋予了小说的独特性。从结构上说，这可以看成是一部个人的心灵史，但同时又把一个四代女性的家族史镶嵌在个人心灵史中，这样一种繁复的、心灵与历史交织的结构也是很难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相谐调的。而在修辞风格上，小说充满了反讽、错位等后现代的修辞方式，因此《无字》这个现实主义的文本，是一个有着现代后现代色彩外壳的现实主义文本。”这样的批评将具体作品的分析融入历史与理论的梳理之中，让人能够对作品有一个整体而细致的感受。
贺绍俊重视建设性的文学批评，在《倡导建设性的文学批评》一文中，他指出，“建设性包含着赞美和肯定的意思，对作者所作出的努力和创新给予赞美和肯定，但建设性并不意味着为了赞美而赞美，建设性强调的是对文学作品中积极价值的发现与完善。也就是说，批评家即使需要进行赞美，也是建立在积极价值基础之上的赞美，而绝不是溢美之辞；另一方面，出于对积极价值的完善，批评家也会对批评对象进行批评，指出其不完善之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贺绍俊注重批评的“建设性”，这一观点需要我们放在当代文学与批评的语境之中来看，在当前的文学批评界，赞美性的文学批评占据了大多数，这是批评与商业市场联姻的结果，这使得很多文学批评成了商业炒作的吹鼓手，这是文学批评丧失公信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应该警惕的；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对上述倾向的一种反拨，另一些批评以“酷评”的形式出现，对作家作品进行挑刺、嘲笑乃至人身攻击，这便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以上两种批评的方法都违背了“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基本批评原则，作为对以上两种批评倾向的反思，贺绍俊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强调“对文学作品中积极价值的发现与完善”，这是在尊重作家与艺术创作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批评方式。在这里，贺绍俊强调的是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平等对话，他指出，“在文学批评中采用对话的姿态，就意味着批评者以平等的方式与批评对象进行交流，批评者并不把自己的看法当成是不可更改的结论，而是以一种商榷探讨的方式，在交流和对话中，让双方的观点相互碰撞和渗透，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而建设出一个新的文学形象。”这样一种对话的方式，不仅对于改善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具有积极作用，也有助于批评回到自身，建立一种良性的批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