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城是一个令人惊讶而着迷的地方。由于常常游弋于东疆和南疆，鲜有踏足北疆，因此，对新疆的认知更多源于南疆和东疆，及至几次到了北疆之后，才感觉到北疆腹地在不动声色中所蕴藏着的多彩和谐。
北疆的城市中，塔城有一种异于其他绿洲的气质。这种气质禀赋的深处来源于塔城本身的历史传承。其实，在新疆绿洲，这种传承是有着共性的。众所周知，新疆最早的居民有塞人、乌孙、大月氏、丁零、匈奴、羌人等。在狭义上的西域曾极度活跃于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和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各个绿洲。而在广义上的西域，远至里海、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到中国鄂尔多斯大草原都忽闪着他们彪悍雄健的身影。考古学和人类体质学在罗布泊和哈密焉不拉克、五堡的发掘表明，在距今三千年的时候，新疆绿洲的人种混血、文化混血、宗教混血异常活跃，这使古代新疆充满了绚烂极致的色彩。而今，在塔城，我又见到了这种文化基因的沉淀。在感叹于塔城地域文化的开放、大气的时候，我更赞叹于这种多彩和谐。
朋友介绍认识的萨斯科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为他的敦实暗地里喝了一声彩。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和乐器萨克斯非常相近，他的汉名叫谷英福。黝黑的面庞，细长的眼睛，粗壮的身材，这种典型的蒙古人种让我想起古代匈奴人的模样。果不其然，萨斯科是锡伯族，他的祖先是大名鼎鼎的鲜卑，而历史上的鲜卑和匈奴之间密切的血缘关系往往使人回忆起那个在草原上叱咤风云的铁血民族。算起来，萨斯科家族来到新疆已经有三代了。
萨斯科和他的锡伯族兄弟感情极为融洽。只要是一个部落的，年长的称哥嫂，经常聚会，热闹之极。有关锡伯族第一代祖先到新疆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18世纪清代大小和卓叛乱，引起边防空虚，为了保国戍边，清朝中央政府抽调强悍的锡伯族官兵和达斡尔官兵驻防伊犁。锡伯官兵从沈阳出发的时间是1762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被锡伯族视为西迁日。
萨斯科的家原本在塔城市喀拉哈巴乡柳泉村，由于工作在城里，他搬到了城里，但根还在柳泉村。村里一派桃花源的气质，是一个幽静茂密的小绿洲。萨斯科的堂兄谷福寿老人一家还在这里生活，老人已经80岁了，但思维依然清晰。他回忆说：“我的父亲从伊犁搬到这个村时，这里哈萨克族还很多。锡伯和哈萨克比邻而居，相处得很好。”说到这里，我忽然想到萨斯科和谷福寿刚才见面打招呼时，说的是哈萨克语。于是，我问到：“你们之间怎么不说锡伯语，而说哈萨克语？”兄弟俩对视会意一笑：“我们从小和哈萨克族一起生活，受哈萨克族影响大，说哈语利索，但也懂锡伯语和满语。”
谷英福的妻子是达斡尔族，儿子娶的是汉族姑娘。在塔城类似谷英福这样的多民族家庭比比皆是。很多人家是多达5个民族组成的家庭。出乎我意料的是，塔城也有不少达斡尔族。新疆的达斡尔族和锡伯族一样，也是在清代由中央政府直接下令从东北迁来守卫新疆的。阿西尔乡是达斡尔族自治乡。达斡尔语中，是“调皮”的意思。原来的阿西尔，叫瓜儿本社，意思是“三眼泉”。至于为何叫阿西尔，有一个小小的传说。最早搬到这里的两户人家灌溉浇田,用的泉水都是三眼泉，有天，有一家发现自己家的土地经常缺水，便到泉眼上看，一瞧是邻居家调皮的孩子因为玩水经常把泉眼堵上，于是就教训这几个孩子“它不阿西尔”（不要调皮），但顽皮的孩子们却扮着鬼脸送回他“阿西尔”的绰号，于是，三眼泉变成了“调皮”。站在这里，想想多年前的孩子的捣蛋，到底忍俊不禁。只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过后，人消失在土地里，但土地却依然沉默不语。
有关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也令人倍加关注。达斡尔族的祖先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努力下，已经确认是古代契丹人的后裔。文献记载契丹为：“唐时契丹君长为大贺氏，玄宗以后遥辇氏继唐末始移于耶律氏。”现在，包括黑龙江、内蒙古在内的“达斡尔”，就是“大贺氏”的音转。如同锡伯是鲜卑的转音一样。
甲子是达斡尔族，阿西尔乡文化馆的馆长，一直以来，关注于达斡尔族的文化，在本民族的音乐舞蹈上颇有造诣，是当地非常有影响的作曲家。几十年里，他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了《达斡尔民间歌曲》140多首，《达斡尔民间故事》40余篇，《达斡尔民间舞蹈》16套，《达斡尔民间谚语》300余条，《达斡尔饮食文化》14个品种，堪称丰硕之至。他努力地记录着自己民族的一草一木，一颦一笑。
知道达斡尔族尚有萨满的风俗，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在我到达的前夕，甲子正在忙着筹备6月8日的沃其贝节。这个节日已经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沃其贝节是一种祭祀仪式，源于何时不可考，但据我个人的猜想，应该和古老的原始宗教——萨满教有关。沃其贝也叫斡包祭。斡包坐落在高岗上，是用石堆砌成金字塔型的祭坛，中间插着树枝，表示天、地、山、河众神之位，路过此地的达斡尔族人，都会认真地找一块石头虔诚地放上，表示内心的崇敬。放眼望去，挨着一棵树的斡包被各样的石头摆放得整齐而工整，看得见这个民族内心的光亮。
8日一大早，我就在一棵树村的一角，安静而期待地看着这个古朴的节日。穿着自己民族服装的达斡尔族人，带着一天的饮食陆续来了。只见先来的将斡包上个别掉落的石头小心地放上去，有的把树枝仔细地插在斡包中间。后面的来者则是神色郑重地把不同颜色的布条系在树枝上，再深深地鞠躬。接着在斡包前的祭坛上摆上糖果点心、三炷香和三盏爪勒（类似火把灯），然后祭祀就开始了。
甲子出现了，此时，他已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成为庄严的萨满师，而不是那个才艺通达的先生了。通晓萨满的被称为“巫”，和“舞”是一个意思，是最早的职业舞蹈家。他们是沟通天地神和人之间的主要使者，具有“通灵附体”、“通神”的职责。萨满师被达斡尔人称为“巴其斯”，主持祭祀众神和祖先，作为和神灵的沟通者，以使自己的家园风调雨顺、人畜发达。
巴其斯，我们眼中的甲子此刻在他的世界里遨游。他先念祭文，那是达斡尔语。巴其斯的祭文在顿挫中敬献了神灵和天地诸神，然后，巴其斯跪下向斡包敬酒磕头。作为第一轮的祭祀即宣告结束。参加祭祀的人们开始商讨今年的生产和生活事宜，当诸事顺利商讨完毕后，杀羊，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程序。要以羊血祭斡包，煮熟羊肉开始第二轮的祭祀，然后巴其斯敲响萨满鼓打开通天之门，和众神对话，借诸神之力驱逐妖魔，在场的人们在巴其斯之后，绕斡包转走。做法结束，刚好三圈。这个场面不由得让我想起《汉书·匈奴传》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这是融祭祀和娱乐为一体的歌舞集会。
其后，巴其斯将煮熟的羊头摆放在祭坛上，众人分男女围坐在一起，大快朵颐，开怀畅饮。老人们唱起古老的歌曲，年轻人应和着，一曲接一曲，一首接一首，高潮时分，所有的人们围成一圈，有节奏地跳起本民族的舞蹈——贝勒别舞，模仿原始的狩猎、捕鱼、走马，以及山羊顶角的动作。舞后，接着进行摔跤、拔河、赛马等比赛，阳刚十足的活动复制着祖先的粗旷、刚健和欢乐的气氛。参考文献的记载，这种祭祀、好歌舞、集会和文献恰恰极度吻合，恐怕不能用巧合简单地去解释。
历史的还原，尽管可能有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可能性，但我依然愿意固执地猜想，每一个民族在遥远的历史上，有着今天无法想象的融合、交流，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他们又迁徙、寻找新的栖息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丢失自己民族的一些信息，可能在同时，又获得新的信息。他们或许又在某一个草原、在某一个绿洲相逢又别离。在各自的民族文化系统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毫不奇怪，历史就是在这种偶然性和必然性中跌跌撞撞地用铁和血、剑与风，用金戈铁马、用和平的歌舞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