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30余年的发展中，融写作者、组织者、传播者和评论者于一身的人物并不多见，傅溪鹏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他是报告文学作家，已出版700多万字作品，先后结集出版26部报告文学集和散文集；他是报告文学评论家，激扬文字、追踪当代重要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这部《深·秋》是傅溪鹏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所创作的报告文学、散文和评论文章的合集，也正是他担当“四位一体”角色的形象写照。
在《深·秋》这部文集中，首先给予我视觉冲击的是傅溪鹏的15篇报告文学近作。它们都是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短篇作品。其书写对象既包括新中国领袖和中央高级领导干部，也有广布于社会各界的普通人士，还有有关地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话题。而这其中最为出彩的是其人物型报告文学。
在对领袖人物和高级干部的描写中，作者所灌注的书写特质是，以生活化和平民化的视角，表现人物的音容笑貌，生动而细致地展示其独特的个性和人格魅力。《天安门城楼上的举世交响》讲述开国大典前后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的革命活动，以及他们为创建新中国所做出的伟业丰功。这是典型的属于主旋律的宏大叙事，但作者却没有落入俗套与窠臼，而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通过细节、对话和行动描绘，艺术化地呈现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袖人物的卓越智慧、宽广胸怀、独特个性和亲民风采。文中毛泽东与秘书握手庆祝、在晚宴上与民主人士笑谈健康和养生，周恩来关照张治中和亲属转危为安，中央5位书记通宵谋划“抢渡长江天险”战役等场面描写栩栩如生，使人如临其境。《共和国部长与山里娃》用多个感人情节浓墨重彩地再现原文化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退休之后仍然倡导实施为贫困的山里娃们助学的“山花工程”，以及不徇私情、大公无私的崇高思想境界。
除去领袖人物和高级干部，在傅溪鹏笔下，还有着对于军人、科研人员、劳模、书画家、设计师、“村官”等各色普通人物的描绘。与对于前者的生活化和平民化描写有所不同的是，作者在此侧重于揭示这些普通人平凡人生的不平凡之处，发掘人物身上所蕴含的爱国敬业、奋发有为的现代精神以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女大校，大孝女》写的是中央电视台军事记者傅立的故事。她数年如一日，以孝心精心护理瘫痪的父亲，使其脱离“植物人”的危境，部分恢复神志和思维能力，创造了人间奇迹。《彩绘人生春色》关注的是双目失明后的科研人员汪世龙与妻子万利云致力创造发明和科技推广、最终成为全国劳模的故事。《拄拐杖的“茶叶状元”》将视角再次聚焦在一位残疾人汪小龙身上，描述其身残志坚、自强不息，创办西湖茶叶公司和涂料公司，先后捐出现金和实物60多万元，用来回报社会、救助贫困残疾人。《心海》记录的是女书画家娄正纲身在海外、心系祖国，向中国教育部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设立“正纲艺术教育发展基金”，成为年轻的旅外华人和中国书画家巨额捐赠第一人。
在报告文学之外，《深·秋》还收录了傅溪鹏的30篇散文随笔。这些作品主要分为抒发亲情、友情和乡情以及描景写意、谈文化等两大类。《我爱我的母亲》是一篇深情之作，它是作者对40多年前那些看似普通平凡、却深含母爱的小事的回忆。作者选择“阿母灯下补衣”、“阿母炒咸菜”等细节，讴歌作为山村农民的母亲淳朴而崇高的母爱。
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散文随笔，在作为作家的傅溪鹏那里都尽显摇曳多姿的味道和乐观向上的境界。这一点，在作为评论家的傅溪鹏那里同样也得到了鲜明的印证。傅溪鹏的报告文学评论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前沿性。这些评论大多不是学院式的高头讲章，而是鲜活灵动、锋芒直露的时评和短论，它们或概览某个阶段（年度）的创作状况，或就重要的作家作品发表看法，有理性思考，也有感性文字，有建立在对报告文学文体特征深刻认知基础之上的艺术评价，更有植根于传统和主流价值观的明确判断。
在《深·秋》所收的47篇评论文章中，有两篇是特别的文字。它们从不同侧面凸显出作者作为报告文学组织活动家和传播家的生动形象。这就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难产”简录与〈报告文学〉杂志简史》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历次奖项概述与影响》两文。前者是傅溪鹏对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组织和传播艰辛历史的回顾，后者则是其对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自1992年成立以来的历次评奖活动的总结。尽管两篇文章的叙述风格看上去都十分的“写实”，但从质朴的文字中，我们完全可以捕捉到作者对于中国报告文学事业心手相连、水乳交融般的情感，充分感受到作者在这些过程中所担负的中坚角色和所经历的精神涅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报告文学事业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与傅溪鹏等先生的全情投入密不可分。
批评即判断，评论即选择。作为一个评论家，傅溪鹏敏锐追踪报告文学的创作现实，力求披沙拣金。《深·秋》中有5篇年度时评，作者一方面总结各年度全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进行选优拔萃的工作，将该年度的优秀之作推举出来，供世人阅读欣赏。与之相联系的是，作者写下了诸多有关当下重要作家作品的评论，意在特别推荐。譬如《一个真实的“麻雀变凤凰”神话》评析何建明等的《东方光芒》，《永不停步的时代作家》和《富有理性色彩的文学报告》评论杨黎光的《惊天铁案》《瘟疫，人类的影子》和《中山路》，《独具特色的战争报告文学》评论张正隆的《枪杆子：1949》，《报告文学正为改革开放呐喊讴歌》分析吕雷等的《国运》等。
在概览创作现状、推举精品力作的同时，傅溪鹏还努力致力于报告文学理论和创作问题的深入探讨。他在《精短创作，当真正的“文学轻骑兵”》一文中，针对目前报告文学“长风日盛”的情形，呼吁作家多写短篇佳作，使报告文学重振昔日辉煌，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轻骑兵”。作者还从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中提升出许多当下报告文学创作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譬如对特殊写作对象——企业家的描述问题。对作品的文学性，作者认为：“作品的时代感思想性与文学性的结合，就有可能更为完美些。” 对于一些有关文体的争议性问题，傅溪鹏也毫不含糊地直言道出。在《震撼人心的革命史诗》一文中，针对张惟所著《血色黎明》的文体归属，傅溪鹏认为：该作“到底是纪实文学作品，还是历史小说，应该讲清楚！”作为当代报告文学创作的践行者和亲历者，傅溪鹏不是从书本而是从创作本身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