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继尤金·奥尼尔之后美国最杰出的戏剧大师，中国人对阿瑟·米勒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的《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等剧作曾与中国观众见面，他自己也曾于1978年、1983年两度来中国访问，他与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的婚姻，一度使他成为大众媒体的热门话题之一。最近，北京人艺对于《推销员之死》的复排与上演，使这个名字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阿瑟·米勒和他的《推销员之死》是以新现实主义，或者说心理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作品的良好形象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呈现在中国主流话语之中，并成为中国戏剧界一个重要话题的。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各种现代派戏剧风起云涌，美国剧坛虽然受到很大影响，其现实主义戏剧传统却仍然保持了主流地位。阿瑟·米勒虽然受到表现主义的深刻影响，但并未摒弃现实主义，而是将其成分合理吸收融化在自己的创作里，尤其是借鉴了表现主义的心理描写手段，使现实主义戏剧从心理层面获取了更加深入的舞台力量，被誉为新现实主义，或者说心理现实主义的开创者。《都是我的儿子》《萨勒姆的女巫》，尤其是《推销员之死》等作品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引起了轰动和瞩目。
作为心理现实主义戏剧的领军人物，阿瑟·米勒首先继承了易卜生的创作传统，致力于在舞台上构筑美国社会的真实框架。他强调剧作家要有切中时弊的判断，并把它体现在作品中，呈现给观众。而在表现手法上，他的特点是不再拘于 “真实的再现”、“环境和人物的典型性”等现实主义原则，而是兼容并收，借鉴了其他戏剧艺术形态，特别是表现主义心理外化等方面的各种语汇和技巧。
米勒对于心理现实主义的探索开始于上世纪40年代。1947年，他仿照易卜生笔法写出一部社会问题剧《全是我的儿子》。这部剧是米勒在百老汇上演的第一部成功剧目，引起批评界的关注和赞扬，并获得了“纽约剧评奖”等初步声誉。剧本围绕着“对于令人厌恶的危害社会行为的揭露”来展开剧情，其目的是探索人物心理和人生存在的本质。作品写二战期间的工厂主凯勒把飞机引擎盖次品卖给军队，造成21名飞行员丧生的惨剧。虽然他嫁祸于人，侥幸逃脱了法律制裁。但是，他当飞行员的长子知情后，愤而在战场上捐躯，另一个儿子也对他进行了愤怒的谴责与控诉。凯勒在愧悔交加的良心谴责中说出这些死者“都是我的儿子”，并开枪自杀身亡。米勒通过此剧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提倡家庭幸福应该建立在社会的责任感之上。此剧的情节依然遵循着“三一律”原则，结尾吸收了情节剧的套数，但“描写的对象却是作为社会动物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孤立的个人”，展露出初见端倪的心理描写特点。
《萨勒姆的女巫》创作于《推销员之死》之后的1953年，与《推销员之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出戏中，他借17世纪北美萨勒姆镇发生的“逐巫案”题材以古讽今，抨击了当时美国高压政治的代表麦卡锡主义的猖獗，并以一种深刻的自省与忏悔精神，刀劈斧刻般地剖析了人性层面的堕落与升华。在萨勒姆镇“无中生有”的测试迫害中，人们被“自保”或者更加卑劣的动机拖向了严酷的宗教和政治运动。人人自危，互相诬告，只有正直的农民约翰在面对诚实与诬陷的选择时，以无畏的精神澄清事实，说出了真相，他因此而走向死亡。作者笔下的人们在宗教、政治黑暗中的无助与无奈，约翰为保持自己人格尊严所进行的悲剧性抗争，都足以给人们丰富的联想，但更为耀目的是，它对于普通人身处群氓包围之中时那种难以自拔的可怕的趋恶心理的直面与呈露，使《萨拉姆的女巫》成为了一部超越具体政治事件的永恒之作。
当然，米勒所有剧作中成就最高、上演最多、影响最大的，还是此前创作的《推销员之死》。这部作品被公推为心理现实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力作，先后获得纽约剧评奖和普利策奖，为米勒带来国际声誉，使之一跃而起，成为了奥尼尔之后美国戏剧的领军人物。其成功之处，不仅在于他对剧作主题的处理跨越了父子、夫妻、朋友之间的赞赏和理解局限，提出了有关人的尊严、价值观、生活意义等严肃问题，把我们生活中“某些最有深远影响的、最致命的矛盾冲突以隆重的方式公布在大众眼前”，而且在于他通过现实、幻想、回忆相互交织、浑然一体的完美转换, 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时空观念, 使舞台成为双重的叙事空间，为心理现实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剧作描写有30余年推销经历的威利长久沉浸于业务给他带来的吹嘘、夸耀、大话、谎言的惯性心态，竟然使他对不存在的名望、能力、美好前景信以为真，一直到临死前都以为一定能够功成名就，而对毁灭自己的原因却一无所知。米勒则通过这一作品宣布了普通民众成功梦的破灭，深刻质疑了美国社会流行的价值体系与道德理念。
故事发生在一个白天和两个夜晚，事件过程中不断穿插了当事人的回忆，对舞台表演区的不同空间利用和电影闪回手法的应用，使得现实场景与回忆场景交织在一起。这种“闪回”的时空不是倒叙场面，它只存在于主人公的心理感觉中，是一种幻觉的存在。这是典型的表现主义将人物心理活动外化的舞台手法。米勒把这些手法作为现实主义的补充来运用，丰富了剧作观照人生的力度，也相应地扩大了舞台表现力。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内参上就刊登过介绍米勒的文章，其中还有他部分剧作的内容提要。1981年，上海人艺上演了黄佐临导演、米勒自己推荐给中国观众的作品《炼狱》。为吸引观众，此戏公演时改名为《萨勒姆的女巫》。演出十分成功，一连上演了50多场；1983年5月，由英若诚翻译并与阿瑟·米勒本人共同执导的《推销员之死》在北京人艺公演……从此，阿瑟·米勒的作品连同他的心理现实主义精神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并发挥其影响。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戏剧，正处于西方现当代各种戏剧思潮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等流派的主张和作品被大量引进、求新思变之作不断涌现、现实主义原则和方法受到不同程度置疑的历史时期。阿瑟·米勒的作品，尤其是《推销员之死》的上演，让人们领略到了现实主义剧作仍然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与感染力。而他的剧作主题与表达内容与中国现实形态的贴近，也契合了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戏剧的接受背景和认知程度，因而，阿瑟·米勒作为西方文化中被确认的重量级人物，《推销员之死》作为西方文化中被确认的重量级作品，受到了中国戏剧界的高度重视。
《推销员之死》对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来说表现在两个方面。其直面现实的精神，使人们开始重新寻找、发掘、承传自身的现实主义戏剧传统，并相继创作了《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荒原与人》《中国梦》等一系列现实主义力作。这些作品都以关注现实著称。《狗儿爷涅槃》通过中国农村几十年的历史变迁，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开掘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与迷恋；《桑树坪纪事》写当代农村文化环境中文明与愚昧冲突中的悲壮与苍凉……无论是在艺术对象或是表现方式上，人们都可以发现这些剧目与阿瑟·米勒所张扬的那种现实主义精神之间程度不同的联系。
而《推销员之死》的心理结构手法和多种技巧，也成为新时期中国戏剧革新探索热潮的催化剂，在创作中得到广泛运用，并更多地为人们所理解、所接受。从早期的《路》《周郎拜帅》等作品中两个“自我”形象并存、且相互对话的舞台构思，以及重在呈现人物潜意识、梦幻等心象的“独白”手段的大量运用，到《绝对信号》《狗儿爷涅槃》等剧作通过“意识流”方法以及时空倒置等结构技巧，在舞台上营造人物心理空间的成功尝试，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捕捉到《推销员之死》的影子和灵魂。而后来问世的类似作品，更是多得难以数计。
我们认识阿瑟·米勒已经好多年了，我们观赏《推销员之死》也已经好多年了，几代戏剧人都和这部作品打过交道。这位具有非凡洞察力和惊人艺术天才的戏剧家虽然已经远去，但这并不能终止他与中国戏剧的历史性联系，《推销员之死》的复排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因为他的这部作品，为我们在新时期最先打开了西方戏剧的一扇窗户，使我们曾经，并继续得以借此去审视社会、人生以及自我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