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初夏，我走进了一个美丽、幽静的院落，鲜花摇曳，树影婆娑，就仿佛一组组美人盘旋起舞在阳光下，鸟儿轻盈地游戏于花前树下，好像生怕惊扰了居住在这里的主人。我悄然走入这神话般的境界：四壁上悬挂有名人字画，大厅里摆放着线条优美、造型独特、花纹细致的钢琴，还有色泽虽已斑驳但质地依旧光润的地板。这里居住的是著名舞蹈艺术家、拉班舞谱的引进与推进者、中国中央芭蕾舞团艺术顾问、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戴爱莲。
院落里的自然景致，看不出修饰过的痕迹，朴素而庄重的楼房比它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50年前，中国工人用建造人民大会堂剩余的材料，在这里盖起了这两座华侨公寓。坐落在花坛中央的篮球场，曾经是戴爱莲的学生们开Party的舞蹈场所：彩灯高照、舞曲飞扬、佳人起舞的热烈场面，想想都令人神往。就连戴爱莲居所的客厅也曾是她的学生们的舞蹈排练场。已经故去的画家吴作人原是戴爱莲的老朋友和邻居；画家叶浅予原是戴爱莲的丈夫——在这歌舞升平、诗情画意的世界里，感受到的只有积极快乐，没有消极悲伤。
当时，戴爱莲已是88岁的高龄，但在她的脸上依然洋溢着不倦的神采和发自内心的喜悦。我们的交谈是随意而愉快的。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面对她都会循着她的心路历程进入一个神圣的舞蹈殿堂，那殿堂是优美的、灵动的、撼人心魄而不朽的。
戴爱莲的父母亲都是广东人。戴爱莲1916年5月出生在三代侨居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岛。岛上棕榈成荫，椰林如盖，奇花异草开遍道路两旁，林中栖息着各类飞禽。幼时的戴爱莲最喜欢小巧的蜂鸟，它羽毛美丽，飞翔时双翅高频鼓动，像一只翩翩起舞的小精灵。
戴爱莲自幼对芭蕾舞和钢琴非常感兴趣。1928年，戴爱莲凭着优秀的天资考入了特立尼达芭蕾舞蹈学校，几年后随母亲定居伦敦。她曾在安东·道林、玛格利特·克拉斯和玛利·兰伯特等舞蹈名流的指导下学习古典芭蕾舞，后考入了莱斯里主办的舞蹈工作室研习现代舞。由于父亲生意破产，戴爱莲参加了在英国西南部德文郡——达亭顿庄园尤斯·雷德舞蹈学校所举办的夏季6周免费舞蹈训练班，在那里学习现代舞。由于对舞蹈的痴迷和热爱，年幼的戴爱莲渴望成为这所学校持有奖学金的正规生。经过努力，她终于如愿以偿了。在那里她系统地学习了舞蹈理论家拉班的情感表现方法、舞蹈技术理论和拉班舞谱。
舞蹈这门艺术很早就吸引了戴爱莲，同时上帝也赋予了她丰厚的舞蹈天资。特立尼达岛有在“复活节”前狂欢的习俗，这使幼小的戴爱莲与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的节奏感很强，常担任儿童舞蹈的领舞，她五六岁时就开始演出歌舞剧，成为这个岛上第一个和白人学习芭蕾的华人。每逢演出，台下都有人新奇地叫喊道：“看啊，中国小女孩！”
后来，戴爱莲经常登台演出，通过电视屏幕和舞台，她已经成为当时英国家喻户晓的名人。然而戴爱莲是一位特别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她自幼生长在海外，接受的是西方的文化教育，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在英国上学时她不会讲汉语，感到很可悲。在大英博物馆里，戴爱莲阅读到英文版的《中国历史》，这使她大开眼界。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深深地吸引了她，尤其是盛唐文化使她着迷。
1940年的春天，她只身回到了祖国。她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立志要寻找中国舞蹈的根。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条件极为艰苦，但戴爱莲不仅研究、教授中国舞蹈，还亲自登台演出。在抗日救亡的演出活动中，她结识了一批有才华的爱国艺术家，如张大千、叶浅予、丁聪、郁风等。到达内地后，她又结识了田汉、欧阳予倩、郑振铎、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陶行知等进步人士。在他们的影响下，她以极高的热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从事进步的文化事业。从此，她把中国看成了自己的家，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融为一体。北平解放那天，戴爱莲尽情地跳，跳了一整天民族舞蹈，以抒发对祖国的挚爱真情。
上世纪40年代，她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学习少数民族传统歌舞，将散见于民众中自然传衍的舞蹈加工为舞台艺术品，成为整理民族民间舞并将其加工为舞台艺术的先驱者。由她编导的舞蹈作品《荷花舞》《春游》《飞天》于1955年在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上获奖。其中，《荷花舞》是女子群舞，由刘炽作曲，徐杰领衔首演。舞蹈取材于流传在陇东、陕北的民间舞“荷花灯”，由刘炽等艺术家对其进行了加工后，戴爱莲于1953年以高超的编舞技法进行了再创造。她以比兴的手法，表现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秉性，以盛开的荷花象征欣欣向荣的祖国。舞蹈形象鲜明、动作流畅、结构凝练，于简洁中见功力。而《飞天》则为女子双人舞，创作于1954年，由刘行作曲，徐杰、资华筠首演。它是当代中国第一部取材于敦煌壁画的舞蹈，以戏曲中的“长绸舞”加工为独立的纯舞蹈艺术。舞蹈以绸带飞扬瞬间的舞姿造型和流畅、滑翔、腾跃的步伐，营造出翱翔天宇的一种意境，以表达人类对新生活的希冀和向往。
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与牵连，戴爱莲曾中断了对舞蹈的研究。1954年她被任命为北京舞蹈学校校长后，重又继续研究古典芭蕾。那时的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还没有条件生产做芭蕾舞裙所需要的细纱，演员们在舞台上穿的纱裙都是用浆过的白布做成的。她们穿在脚上的舞鞋，是由曾在上海跟苏联人学习过制作舞鞋的沈师傅带领徒弟们做的。起初演员们穿时感觉鞋子不太舒服，后来舞鞋在制作工艺方面不断改进，得到了完善。北京舞蹈学校除了对学生们进行芭蕾舞的教学外，还教授中国古典舞、中国民间舞、外国芭蕾舞、宫廷舞、历史生活舞和文化课，在戴爱莲的倡导下，创办了传授亚洲舞蹈的东方舞班。建校4年后，在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北京舞蹈学校成功地排演了芭蕾名剧《天鹅湖》。
戴爱莲集众家之所长，善于吸收各艺术门类的优点。她学习安徽花鼓戏，她看过梅兰芳所有的演出剧目，她认为梅兰芳的京剧舞蹈特别美。在她的家里，展示着著名画家吴作人、黄永玉和叶浅予的美术作品，在她的艺术境界里融汇着多种艺术形式：古典、现代、东方、西方、高雅、通俗、宫廷、民间……
戴爱莲称舞蹈理论之父鲁道夫·拉班（Rudolf Laban）为“外公”，因为她是拉班舞谱的第三代传人。在中国，她引进和普及了拉班舞谱，始终以此作为教学的基础。她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向我阐释了舞谱的重要性：“什么是乐谱什么就是舞谱。如果音乐没有乐谱，贝多芬、肖邦的音乐就不可能被流传下来，舞谱的作用也是如此。”拉班舞谱在国际舞蹈界很通行，每两年一次的国际拉班舞谱年会，都会在不同的国家召开。她热情地告诉我，她是第一个将拉班舞谱介绍到中国来的人，虽然中国从事拉班舞谱工作的人数不多，却具有国际水平。
戴爱莲很重视舞谱的原理和它的科学性。她认为，很多艺术形式都是由文字来记录的，比如人类用甲骨文和东巴文记录了历史，中国古代用宫、商、角、徵、羽来完成音乐的流传。由于舞蹈没有文字记录，许多人说它没有文化而轻视它，使它处于艺术的边缘状态。而舞谱解决了这些问题，它的优势在于容易被理解被掌握。它的符号形象、具体而简单，它的作用就像文字一样，便于演员理解编导的意图。
几十年来，她已经运用拉班舞谱记录下了中国藏族舞蹈、秧歌、霸王鞭和其他许多民间舞蹈了。她去云南时看到纳西族用东巴文记录了古老的祭祀舞蹈，便由她的学生用拉班舞谱记录了其中两段舞蹈。当这“东巴舞谱”被带到国外展示时，前来参观的人当中已经有人读着拉班舞谱跳出了源于中国800年前少数民族的祭祀舞蹈了，这令在场的人非常激动。
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大厅内，同时陈列着戴爱莲的石雕头像和世界上另外三位女性舞蹈家的肖像。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舞蹈事业已经成为戴爱莲生命中的一部分，虽然她经历过许多坎坷，但从不抱怨，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她都没有终止过练功。在她的眼里，芭蕾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枯燥和残酷，而是一门快乐的艺术。幼年在英国时，由于她的个子小而不能进入芭蕾舞团。她说，她可以不进，只要允许她上芭蕾课，她就已经很高兴了。
为了请戴爱莲提供一些与我稿件相关的图片，那年的晚秋时节，我又一次敲响了她的家门。“来了，来了……”她总是以这热情、朴素的语言迎接客人的到来。当她了解了我的来意后，捧给了我足够的照片，我精心挑选出其中的3张，她热情地向我描述了这一张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她像个孩子似的抬头问我：“文章刊出后能送给我一份吗？”“当然，不止一份。”她摇摇头表示不用，她只是需要有一份作为收藏。
记得初次拜访戴爱莲时，中途我提出要去洗手间，她立刻站起身来领我走进了那间面积不大却十分整洁的洗手间。回到客厅，她向我讲了这么一件往事：早年建的房子通常一户只有一个洗手间，一个人使用不会感觉有什么不方便。一次她的学生到她家来上舞蹈课，中途说有事要离开一会儿，戴爱莲放她去了。可是等了好久才见她回来，于是就问她去哪里了。她回答说，她要方便，出去找厕所，找了很久才找到。她觉得有必要在家里再建出一个洗手间来。于是就请工人师傅在家里挤出一块地方，造出了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所以现在房子里有两个洗手间……她操着不太地道的汉语，认真地向我描述着这桩她认为很重要的事。这时我也明白了，当我提出要去洗手间时她那种本能的反应。无意之中她所表现出的游离于现实以外的本真和细致入微的善良，使我忘却了她的年龄和身份，记住了她的可爱和亲近。
看天色已晚，我便起身告辞，这时她从里间屋里拿出一本书《戴爱莲——我的艺术与生活》送给我。我郑重地接过来，翻过封面请她题字，她说：“我的中文字写得不好，写英文可以吗？”但她还是用汉字一笔一画认真地写了“送给梁宾宾 戴爱莲 2004年11月14日”。当我离开华侨公寓时，已暮色茫茫，华灯初上，我走向霓虹闪烁的街道，走向热闹的人群。眼看着秋日的落叶在橘黄色的路灯下滑行，内心不免涌来几多悲凉。谁会想到在中国，戴爱莲没有一位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可留在我脑海里的，却是那幢闹中取静的楼房里一幅幅美好的画面和温暖的气氛。戴爱莲一直保持着直爽、活泼、纯真、执著的个性，以及她对生活、对艺术的热情。前一次采访结束后我为她拍照，希望她笑一笑，因为我觉得她笑起来特别迷人。而她却说：“不一定要笑，自然也是一种美。”拍过之后，她把她的家庭服务员招呼过来对我说：“请为我们俩拍张合影吧。”
2006年2月9日，90岁的戴爱莲走完了她卓越的一生，临终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心愿。她留下遗嘱，将房子和银行存款全部捐献给国家。至此她留给自己的依旧是那个平和的心境，留给世界的是她的全部——舞蹈艺术，还有她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