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是哪一个欧美畅销书作家在谈及写作的时候说：“你必须要不停地驱使自己往纸上写字，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用字把纸盖满。”在这个手稿甚少的时代，或许改成不停地在键盘上敲字，把文档填满更合适。这个作家大概是想说，要坚持不懈地写，毫不迟疑地写，才能用量变换来质变，写得如鱼得水、如沐春风。但我想，写作不是制造工具，钉是钉铆是铆，那么容易就熟能生巧。批量生产可以催生出高效车间，却未必换得来高端的作品。如若，把纸盖满的字都是乏味索然没有灵魂的，那么所谓文章跟字帖的区别，恐怕就是没字帖看着整洁了。

是的，我要说语言。要繁复的日子在笔下跳脱，跑不了的是对语言的把握。平凡的词语在组合排列之后开启了另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的精彩和高级，甚至比这个活色生香的世界更具魅力。语言可以准确传达事物的状态，痴人怎样说梦，叶公何其好龙，东施如何效颦，螳臂岂能当车，语言可以剖开一切细节，完成活灵活现。

自从有人，便有了故事。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天下还有离奇的故事吗？就算有，叙述故事的语言也很重要吧。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而王二麻子就是不可替代的王二麻子，不依赖准确传神的语言，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在文字中识别他们。好的语言可以拯救一个平庸的故事，好的语言也可提升文字的品级。《孔雀东南飞》无非是刘兰芝焦仲卿夫妇的殉情悲剧，《卖炭翁》不过是小商小贩被剥削压榨的残酷现实，它们可以经过时光的淘洗依然光芒不减，是绝妙的语言让它们长出了鹤立鸡群的宽阔翅膀。很小的时候，我便并不好奇故事的结局，反而更关注承载故事的语言。当那些睿智的精妙的新鲜的沉郁的任何一种气场强烈的文字出现，仿如风雨雷电，各有各的厉害，比庸常的好天气更夺人心魄。

我喜欢语风轻盈、飞扬、不管不顾、像带着风声而来的作品。塞林格、王朔、珍妮特·温森特……那种撒欢的喜悦或哀愁，随着语言机巧的律动，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水到渠成，好似没心没肺却电光火石。少年时，我把印象深刻的句子誊在本子上，字迹工整，内心虔诚，一贯邋遢的我却仔细地保存着那些非凡的句子。闲时翻看，期望受些启发，或者加上引号放到作文中，信手拈来别人的智慧丰满自己的作文，亦是收获颇丰的投机取巧。如今再看，有些句子已因我的成熟和变化难以再入法眼，有些却依然让人眼前一亮。“忽然产生了某种不安全感，好像被一个有皮肤病的老太太紧紧抱住一样”，“暑假仿佛一个大黄斑，令人乏味” ，“我严拒我对你坟墓的如火的向往——那个墓啊，比我自己的更属于自己”。这三个句子来自我的本子，分别属于村上隆、弗朗索瓦兹·萨冈和艾米莉·勃朗特。

中学时总有很多不得不写的作文，我的独门必杀技是疯狂使用修辞方法，比喻、拟人、排比，几乎是绞尽脑汁不遗余力地力求“文学”，不修辞毋宁死。无论什么题材，什么要求，我都花里胡哨地东拉西扯，一根筋地和词语较劲。效果是有的，虽偶有失手，多半作文还是可以得到高分，纵使那种刻意为之的堆砌多少有几分矫情、做作、吃力。盲目的追求言语也许并不对，但我想那时作文本里一百句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句子，恐有一两句是鲜活可爱的。今日如若与那时的作文狭路相逢，会慨叹少年时近乎偏执的词语迷恋，亦会暗自揣测是否是那痴迷引领我最终走上写作的路。李白、沈从文、杜拉斯、三岛由纪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闪亮在文学史上的名字携风格独特的词句，拥挤在我摘抄的本子上。粗笨的模仿，幼稚的依葫芦画瓢，如今看来都是有意义的。那些自不量力的盗版至少给了我一个足够高远的前方，促使我萌生了独树一帜的决心。我再不会写“月亮像小船”，“某山像巨龙横卧在某地”，“春姑娘踏着轻柔的脚步来了”，“老师阳光般温暖的目光”，“他的身影高大了起来”，“我的心像大海的波涛”一类的句子了，打死也不写，我瞧不起它们的不咸不淡，坚信可以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这些句子没什么不好，但也确实好不到哪儿去，人们不约而同的反复使用，让它们成了俗套，显得不真诚，乏味，太过现成，被大多数人不经大脑地使用，像大锅饭，不精益求精，像上世纪70年代满大街的蓝黑绿，缺乏属于自己的色彩。人云亦云的话语，说说也就罢了，还要写出来，太浪费纸张了。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拾人牙慧是多么轻松又下意识的事情，提起笔来，先入为主的还是那些现成的句子。其实很多事情都一样，想做得漂亮就要走遥远的路，期望总在远方。孙犁说过，要像追求真理那样去追求语言。这听起来严肃又振奋，是用一件有难度的事情来比喻另一件。孙犁说的是追求，是高度。我故作深沉地对名家的话做了进一步思索，得出更窃喜的小心思。真理有时候是残酷的，它瘦削、精简、亘古不变，追求真理的路往往颠沛流离。而语言丰盛、炫目，和柔软的心相连。追求语言不是苦行，也算不上冒险，是沿途暗香疏影、气象万千的旅行，没有确凿的终点，隐约还看见纳博科夫、川端康成等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在前边。所以我说，追求语言远比追求真理有意思。因为语言可以超越一切幻觉，是最真的美，美得简直莫名其妙，永远别有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