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封面上的话其实并不是问题，而是答案，也是用意，小说在写尊严——人的尊严，是把尊严当成一杆秤，用来称量生活中的每个人及其生命的重量，以及所有人生的价值和可能。所以说，作者实际就是在以自己对尊严的理解，及其基于某种“尊严”的写作，来力图重新申说何谓“人的尊严”以及“文学的尊严”。

尊严作为一个古老而又常用的词语并不难理解，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主要是指那种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崇高品质的东西，是在“人的尊严”的意义上对于“人的价值”的某种确认。不过在现实生活的意义上，尊严经常体现为某种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充满张力的关系结构，即一方面是人与自我关系中的某种精神性的“自尊”的存在，同时又被人与社会关系中的具有物质性的“社会承认”所左右，所以便因这种复杂的矛盾关系，总让试图获得尊严的每个人都不得不纠结于某种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就像我们在小说主人公虞子游身上所看到的那样。显然，作者选择一个知识分子作为“尊严”这杆秤上的一颗“定盘星”是富有深意的，因为可能正是在他身上，才更深刻地体现出了内在精神世界与外在物质财富之间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以及这种对立与冲突给人们带来的更加艰难的定位和选择。所以故事一开始，作者便用虞子游所遭遇的一个“轻蔑”的眼神，让读者体会到了一对时髦男女“以衣帽取人（实际上是以财富取人）”与主人公自守并自豪的精神世界之间的冲突，并由此结构出了以“尊严究竟由何而生”为核心的叙事逻辑，而其后种种，虞子游这颗定盘星便不仅在用尊严称量着自己，也称量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其实，按照这样一种具有两分和对立的叙事逻辑，当故事中的所有人都在这杆“尊严”的秤上称量自己的时候，读者也和他们一起站在了同一杆秤上，始终面对并追问着共同的问题——人的尊严究竟是什么？在哪里？又如何才能获得？

不过在我看来，谁来回答或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不是多么重要，反倒是能否提出这些问题才更有价值和意义。所以说这部作品最大的价值之一，也许就是在于它可能让我们重新拾回了一个问题：一个在现实中可能被我们遗忘了许久的问题，一个直接指向现实社会物质化生存痼疾的问题，一个关于我们自身生存与生命永远都不应该回避的问题——人究竟何以为人？何以自处又何以自审？当然，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是没有尽头的，想要在一部小说中获得所有答案也是不可能的，但至为关键的是这样的问题必须要有人来关注、发掘、思考。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才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关于“文学的尊严”的思考。

文学是有尊严的，因为文学的本质是诗性的。大家知道，当以物质消费为本质属性的大众文化占据了时代的主导地位后，包括文学在内的种种所谓精神产品，便也同样开始被大众置于物质消费的层面上来接受，或者说是与消费时代的人的物质化生存相一致，消费时代的文学也正处在一种不断加速的“物质化”之中，即在消费文化的意义上，文学的最终生成将被大众化的文本消费所左右，使文学必须并已经成为一种商品，走进商品经济的作家也一样。甚至不算夸张地说，在这个不断迎合并激发着大众梦幻的消费世界里，某些大众化了的文学可能早就开始放弃了所谓深刻的思考或永恒的追问，甚至已经开始习惯对日常生活的自我陶醉，以及对诡怪事件的传奇化摹写，最终以某种物质性的消费行为伤害甚至解构了曾经作为某种思想或精神存在的文学的诗性。因此，走进大众消费时代的文学要想仍可以成为文学，也许文字的功底很重要，或许叙事的能力很关键，但实际更为重要和关键的，应该还是要重新拾回文学的诗性，即尊严。就小说而言，其实故事是“怎样发生的”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比如谁与谁之间的爱或恨，情或仇；倒是“因何而发生”也许更为重要，比如关系是因何而结构出来的，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动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所有故事里的主角其实永远都是人，那么，什么东西才是人的根本性所在？可以显见的是，作者的用意往往影响着作品的深度，所以作家作为人的尊严乃至文学的尊严其实都只在一点——诗性的写作。写什么或不写什么，怎么写或不怎么写，为什么写或为什么不写，都应该有现实的理由和依据，有自己的理性和良知，有良知便有责任，有责任便有担当，有担当便有诗性，有诗性即有尊严。仅此而言，我想《尊严》的作者之所以要写并如此来写尊严，应该就是因为他对于人的尊严有发现有反思，也是因为他对于文学的尊严有忧虑有担当，所以才不去玩时髦，也没有赶潮流，而是一如既往地走进现实生活，关注社会转型，思考人生问题，探索生命价值，坚守了一种“有尊严”的写作。而实际上，正是这种有尊严的写作，才不断建构了吉林文学的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