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逼视当下国人心灵的困惑，通过一群都市浪子的命运起伏，谱写了一曲拼力冲脱物质牢笼的深沉激越的精神悲歌。这是关注现实、目光深邃的杨廷玉，自探询农村变革的《梦醒五棵柳》《花堡》及瞩目高科技、生态圈的《问鼎长天》《不废江河》之后，又一次重要的创作转折。

《尊严》以一组号称“逍遥居”的豪华楼盘销售与装修为聚焦点，引出北南两家房地产公司的角逐，一个家庭8年的分解，由此牵扯到民企与高官、房商与购客、老板与幕僚、雇主与聘员、亲眷与情人等诸多人际关系。如果说，小说情节落脚于几桩命案，无情暴露出市场经济下金钱可怕的腐蚀性与毁灭力，那么，贯穿作品始终的精神心理剖析，则在鲜见的广度与深度上真切揭示了城市文明进程中人性在欲望与情操、迷失与清醒、堕落与高尚之间的挣扎，从而尽展杨廷玉独特现实主义追求的敏锐性与洞察力。

我觉得，《尊严》至少显示了以下三个特色：

一是中产“圈子”的探微揭秘，二是人生“尊严”的反复追问，三是精神危机的文化救赎。

当今的中产阶层，是小说的主要关注点。这个“中产”群体，官方的提法为“中等收入者”，是中国近年逐渐扩大、边界模糊的一个社会阶层。他们收入较丰、文化层次较高、社会地位变动较大，是伴随中国新经济生长的主体人群。描写此类人群的艺术作品日渐增加，但像《尊严》这样对从物质存在到精神隐秘进行纵深式探究细察的，尚未多见。

关于“尊严”的追问贯穿全书始终。在杨廷玉笔下，这种人生价值的思辨，并不单单是抽象的理念，而是不同个性人物在其命运起伏的关头，各自灵魂的倾吐与剖示，是他们与物质生活相伴的内在精神旋律的奏鸣与交响。什么是“尊严”？作品中人物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小说抓住“尊严”问题，切中当今中国人生存矛盾的症结。笔者相信，在物质匮乏、境遇险恶的特殊条件下，人完全能够挺立起高贵的生命尊严、人格尊严。而《尊严》涉及的是经济发展年代的尊严问题，这就不可排除实现尊严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贫穷难有尊严。小说文本实际上触及了关乎尊严的两个范畴：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

《尊严》的情节呈现着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双行逆向的节奏和张力：前者，资金运作由旺盛、恣肆直至流失、酿祸；后者，人情心态由危机、纠结直至和谐、升华。这透露出作者现实观察的思索轨迹。他为市场经济社会的物欲膨胀所造成的人性堕落而悲哀忧虑，同时又力图通过精神文化回归找到心灵救赎之途。

臧广栋、陈克等的物欲疯狂，曹琪、阿芳等的人格矮化，其精神疾患已病入膏肓。即便是虞子游、斯缪、李蔚，也都经历了一场痛彻肺腑的精神危机。这里，须先说说褚彦青这个人物。她是臧广栋在深圳包养的情妇，长袖善舞，为臧出主意拉关系，一度成其得力助手；可又是她关键时刻的举报，把臧推入绝境。这是为什么？褚与臧的身世有点瓜葛——亲属都与那个中南局女高干关系密切——褚母是老干部的女秘书，文革受连累遇难。彦青被老干部的司机养大，受过某副省长的照顾，在养父车祸重伤时认识臧。臧有助她给养父治病送终之恩，她又暗怀被臧下春药霸占之恨；臧的“猥琐、阴暗、刻毒”让她忍无可忍，“每天与孤独为伴，与痛苦为邻，与自卑为伍，丝毫没有丁点儿做人的尊严”。于是几经踌躇终下决心告发了他并服药诀别这个世界。褚彦青应属小说中经历和性格最为复杂的人物，着墨不多，相当传神。她良知未泯，却陷入绝望，生命痛苦无从“救赎”而走向精神崩溃。她的悲剧性命运，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市场漩涡中玩金者精神危机之深重。

作品主要笔力集中于虞子游、斯缪、李蔚的命运与心态的开掘，意在将精神危机救赎的希望寄托在人文知识分子身上，而且试图通过精神与物质的碰撞，以心灵重建、文化启蒙的方式实现精神的更新。由于文体相应加大了心理分析的规模，小说思想探索的流量、心灵世界的能见度尤其令人瞩目。

改变社会风气，重建民族灵魂，是取决于国家政治经济战略的长远、浩大的工程。文化救赎的效能如何尚待观察，但它肯定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选择。“一切暂聚之形，只是一团虚影；有所欠缺之象，于此已变充盈；无可捉摸之事，于此已经完成；女性长存之德，引导我们上升……”歌德早已作古，可他那启蒙主义的神圣忧思，难道不会重启当代人的心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