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与台湾描述及想象息息相关且众所周知的元素是“乡愁”。无论是海岸两岸的同胞，无论是飘荡南洋远赴北美的去国淘金亡命天涯者，他们的血脉灵魂里都盛满了对家国故乡一份沉郁浓烈的情感。此中最著名的表达者，当属余光中作词、被罗大佑反复低回吟唱的《乡愁四韵》。这份情感，由于台湾特殊的地理原因和屈辱的殖民历史，在并不算久远的年代里积淀下来，生发开去，从未有片刻停歇。正有如一位失恋的少女，反复低回吟唱，缅怀悼念她的被掠夺的爱情，那是永远的创痛和永远的诗篇。
《我的唐山》正是这样一首诗篇。小说以陈浩年、陈浩月、曲普莲、秦海庭的感情纠葛和命运遭际为线索，以风雨飘摇起伏跌宕的清朝末年为背景，生动地展示和呈现了天朝帝国因为遭遇现代性袭击而不得不向着民族国家过渡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她凄美，但不煽情，而是绽放着被强劲海风吹刮出的粗粝的颜色；她悲伤，但不颓废，而是如雨后春笋风骨依然；她瞩目历史，但不空洞，而是如潮涨潮落般顺乎天命；她惊心动魄，但不夸饰，而是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故事起因富有传奇性，颇具民间社会生活杂相色彩，很像是《秋海棠》的“唐山版”——民间艺人陈浩年与官府小妾曲普莲互生情愫，至有邀约。却阴错阳差败露机密，曲普莲误以为陈浩年胆怯“出卖”实情，毅然挺身揽祸，陈浩年不知就里为避祸远走台湾。官府误将陈浩月当做浩年抓来，却被浩月逃脱，同时救走了曲普莲共赴台湾。浩年因遭遇风浪触礁沉船而被金利恒老板秦维汉搭救，滞留在渔翁岛，秦维汉希望招赘浩年与女儿海庭成亲，但浩年心系普莲而拒绝了秦家父女，执意过海去台湾。最终，这四个人虽然相会在台湾岛，却无法圆梦初衷，并且不断地卷入动荡不安的时代大潮中。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的力量纠缠在一起，恩怨情怀由浅入深，发酵演变成刻骨的乡愁，一声声在心底呼唤：我的唐山！
应该说，这样的故事虽然精彩却也没有特别新奇之处，作为小说叙述的推进动机也无须大惊小怪。一个写作者有权利任意设定小说动机来推动情节进展，只要它合乎情理。但林那北显然不想把她的小说写成“陈浩年与两个女人的故事”，她用了一个抒情式的所属格来表达她在这段故事中感受到的来自历史深处的命运召唤：《我的唐山》。在这个声音的背面，作为读者的我们，同时也听到了另一种召唤：我的台湾！
犹如小说的叙述动机不需要讨论一样，“乡愁”的来源也呈现为一种宿命的情感和深刻的心理能量。这是一个命途多舛的民族在艰难困苦中唱出的最动人的歌谣，是存放、整理和寄托他们丰富而无言的情感的最佳方式。打开这乡愁的内部，我们看见了山川、土地、河流和母亲，我们看见了形形色色的人群与庄稼、动物，我们看见了平时看不见的维系我们的纽带：伦理、亲情与挚爱。我们还因此看见了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的欢欣与痛苦。所有这些，并不经常出现，但她总会在人们最为孤独无助的时候降临，抚慰着我们受到伤害的灵魂。这是一种伟大的文明仪式，陪伴人们从生到死。
在此意义上说，帕慕克最大的贡献并不是《我的名字叫红》，尽管它惊艳一时甚至还让作者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就我来看，它更多是一部奇幻诡谲的小说而已。帕慕克对这个甚嚣尘上的时代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了伊斯坦布尔的“呼愁”：连接欧亚大陆的君士坦丁堡的文明仪式与很多传统一样，面临着没落与崩解，那“呼愁”若隐若现行踪不定，却始终能在颓败的历史与混乱的现实之中唱出伟大的诗篇。
如果林那北仅仅满足于在《我的唐山》中写出乡愁，那还算不得高明。因为伴随着“土地的黄昏”而涌现出丰富的情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以为，在小说人物身上发现具有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的性格品质，并且着力刻画彰显，是林那北非常自觉的追求。这个性格品质，我将其称为“忠义与风骨”。
在几乎所有人物身上，我们都能或多或少发现这些品质。陈浩年远走台湾，是因得知普莲被浩月带去了台湾，而他在渔翁岛上拒绝了秦家父女的美意，也是为了践行对普莲的爱情盟约，他后来身陷土匪巢穴，仅仅是因为要履行对夏本清的承诺；普莲是一个美丽、果敢、有担当的巾帼英雄，终生无法与所爱的人结合，却以大义担当了爱情的苦难；海庭在屈辱中以自己的质朴坚韧爱着浩年，不惜与父亲反目；海庭父亲秦维汉尽管因浩年的拒绝而气恼，但在浩年最困难的时候他仍然资助了浩年；浩年与普莲私约的“受害者”县令朱墨轩，也并非穷凶极恶之徒，感情失意羞辱之后，于台湾再见到浩年时，他的作为倒有些“绅士”风度；船老大阿福对自己“国姓爷后代”喋喋不休的自豪与骄傲，作为一种朴素的民族认同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即便是同性恋曲普圣，为搭救浩年最后慷慨赴死的举动也闪现出人性的光辉……
作者是不是过于溢美了？或者，作者是不是太热爱她的那些人物了？我以为，作者这样处理她的人物，恰恰是与“我的唐山”这个题材相表里的。她之所以让陈浩年在背井离乡过台湾时使用“唐山”这个称号，正是在“风骨”的意义上强调一个民族成员对于共同体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大于一般的国家社会理念，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据和人性根据。
林那北写小说向来是不动声色的，她不喜欢夸张热闹。在以往的写作中，她非常善于处理小人物、小题材、小纠纷，善于在这些“小”中精益求精。《我的唐山》尽管在题材类型上过于庞大，所涉及的领域也因此更为复杂广泛，但她仍然努力在人物性格与开阔历史背景中间保持平衡。当然，就小说题材的开拓而言，我注意到近年来林那北一直在不断调整角度和关注点，特别是她近期的写作明显表现出对于历史叙述浓厚的兴趣。譬如，在《我的唐山》中，她触及到了“中法战争”、“甲午海战”、“民主国”等等影响中国命运的巨大的事件。这一点表明，作为一个小说家，林那北已经给自己寻找到了一个切入现实表达现实的新的方式。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开始，同时，这也意味着她需要学习的东西更多更艰苦了。